2003年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史上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它似乎是一道分水岭，结束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政治混乱、政权涣散、财阀坐大的局面。在普京的旗下，俄罗斯国家主义重新兴盛、“可控民主”日益稳固。但在权力日益集中的背后，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中的诸多根本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可控民主”将把俄罗斯引向何处还不清楚，2003年这道分水岭的山背后到底是什么还需拭目以待。

一、“可控民主”兴盛

在2003年的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国家杜马选举是一出重头戏。说其重要，不仅是由于它将是200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预演，更由于其预示着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政治生活的走向。此次杜马选举催生了10年来俄罗斯政坛的新格局：主张自由主义的“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集团未获法定5%以上的选票而被拦在杜马大门之外；一直打着民族爱国主义旗帜的自民党获11.6%的选票，比上届几乎增加一倍；俄共得票比上届几乎减少一半，丧失了1995年以来杜马第一大政党的地位；普京支持的中派政党“统一俄罗斯”获37.9%的选票，加上在按地方选区中获得的席位，在新杜马中不仅拥有简单多数，而且可能拥有超过2/3的多数，不仅可以通过修改宪法的法令等，而且还可能建立责任内阁。这样，就将形成10多年来总统、杜马、政府首次协同工作的新局面。

杜马选举表明：以自由主义为旗帜、主张完全走西方式发展道路的右翼势力在俄罗斯政坛上影响锐减；俄共因去年的数次组织分裂、纲领模糊、阵营混乱而丧失诸多选民支持，实力大为削弱；而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由于得到政府、地方势力以及大企业家的支持，更由于其利用普京的威望为自己竞选，强调自己是“总统支持的党”并提出今后4年的优先任务是建立“秩序、法制、发展和公正、和谐的文明社会”的纲领而成为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的最大的赢家。

现行俄罗斯宪法已经赋予了总统巨大权力，而此次杜马选举又使普京“手中的权力事实上已经同前苏联的共产党总书记及沙俄皇帝拥有的权力不相上下”，他终于摆脱了寡头势力、右翼力量和俄共左翼力量的束缚，可以放开手脚进行他主张的改革，政治上推行“可控制的民主”。

所谓“可控民主”是运用强制或半强制性手段来结束政治混乱，实现政令统一和畅通；以弱化民主制和执行权力膨胀为代价，确立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系。“可控民主”是俄罗斯在经历了十多年痛苦的转轨进程后探索出的政治发展道路，它是西方价值观念与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也是俄罗斯在现实中的强国、秩序、稳定、发展与理想中的自由与民主之间做出的两难选择。“可控民主”的实质是通过加强国家权力以结束社会激进变革所带来的混乱，实现国家的强盛与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是否真的符合俄罗斯的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是否能切实达成既定的目标，会不会“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些还需要在下一个总统任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得以验证。

二、国家资本主义泛起

如果说杜马选举是俄罗斯政治生活的分水岭，那么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则可以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俄罗斯经济转轨已经结束，那种在自由市场经济号建立起来的金融工业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操纵民众经济生活的“野蛮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取而代之的将是国家控制色彩浓厚的资本主义。

“尤科斯事件”引起俄罗斯国内外广泛关注，各界人士普遍认为普京搞掉霍多尔科夫斯基，是担心其在国家杜马选举及今年3月总统选举中对普京构成威胁。但笔者认为，霍多尔科夫斯基目前并不对普京的政治地位构成现实威胁，霍氏对普京的政治挑战是潜在的，而真正引发“尤科斯事件”的还是经济与战略因素。尤科斯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国家发展模式的变化。

三、前途未卜

2003年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使许多人对俄罗斯的未来持普遍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可以结束俄罗斯的混乱局面，引导俄罗斯的再度崛起。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在权力集中的背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这些问题的决定着俄罗斯未来的发展走向。

首先，俄罗斯的政制体制尚未完全定型，政治制度的不确定性还在继续。没人能准确地说出，俄罗斯在今后十年中会变成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哪些政党将保留下来，哪些将消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会怎样。“93年宪法”确立了当代俄罗斯的基本宪政制度，但其具体的细节并未完善。未来有四个重要问题将影响俄宪政体制的发展：（1）总统的地位与权限还未最终确立。目前俄罗斯国内一些人主张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但如此一来，整个宪政体制必将发展相应变化。强化总统权力是未来俄罗斯发展的重要趋势。从理论上来讲，当所有权力都在掌握之中，反对派消失殆尽的时候，正是解决国内重大问题的时机。然而，在一切权力似乎在握，国家机器却依然效率低下、不服控制的时候，应该怎么办？（2）建立责任内阁还是依靠总统班底。普京在2003年曾表示未来可考虑以杜马多数党为基础建立责任内阁，但目前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表述的总统办公厅却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影子内阁”的作用。未来“责任内阁”与“影子内阁”是何种关系？能否协调工作值得关注。（3）政党制度不完善。此次杜马选举再次表明，俄政党制度仍不完善。政权党称不上真正的党，这个党是危险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官僚党。普京十分清楚，官僚主义是俄罗斯的主要恶习，也是俄罗斯领导人的主要敌人。现在总统亲手为官僚创造了政治与党派的合法性，为他们影响立法程序提供了可能。而且“一党制”也意味着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总统头上。未来如何处理与这个

“获得胜利的党”的关系是普京的重要难题。，而其他政党也缺乏稳定的选民基础。（4）联邦制的发展尚存许多问题。2003年，战乱已久的车臣经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草案并选举出了车臣总统。在俄罗斯宪法的框架下，车臣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治权。但由此引起的各联邦主体之间权利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其他地方的不满。未来在联邦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实现均衡的分权是决定俄罗斯联邦制发展的重要问题。

其次，所有制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尤科斯事件”引起了诸多争论，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框架下，1990年代的私有化结果是否重新清算？在新体制下，所有制将是何种形式？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安定，精英集团内部不会统一，精英与社会也不会统一，俄罗斯经济的腾飞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仍不明确，“孤立主义”可能左右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俄罗斯著名学者特列季亚科夫认为，俄罗斯“虽然依然有着称霸全球的野心，但却没有能力。不完全属于欧洲，当然也不属于亚洲。”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仍不清楚。

2003年底，俄罗斯国内生活的一系列事态引发了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危机，这种危机不是表面事态的摩擦，也不仅是战略利益上的冲突，更重要的是社会与历史发展逻辑的冲突。“尤科斯事件”使美国人对俄罗斯的“可控民主”感到担忧。

一些有影响的美国政界人士得出结论，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将使俄罗斯民主的市场化试验最终停止。他们认为，普京统治时间越长，俄罗斯倒退越严重，它不仅会成为独裁国家，甚至会变成扩张主义大国。他们甚至要求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而在对欧关系上，俄罗斯也处于尴尬状态：在平静面对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之后，俄罗斯对欧美停止对里加与塔林就人权问题施压感到失望。欧盟与俄罗斯就俄加入WTO的谈判也步履艰难。即使连西方情结很重的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专家特列宁也认为，“未来二三年内，俄罗斯融入欧洲、融入文明社会的构想可能不会在制度上得以实现。俄罗斯仍将处于不断扩张的欧洲门槛之外，扮演相对独立的游戏者角色。”目前，俄罗斯上层对西方的心态日益复杂，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社会不是“共同家园”，俄罗斯无法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西方是现代化的资金来源，而另一方面，它也是地缘政治挑战的源头。“西方既是榜样又是挑战”的认识成为俄罗斯“新孤立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基础。尽管俄罗斯精英的反美情绪通常不表露在外，但在内心却十分强烈。而最近，在反美主义的同时，“反欧盟”的情绪也开始滋生，俄罗斯与西方在原苏联地区的对抗和磨擦可能是一种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