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文化转型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很多不言自明的问题都变得形迹可疑似是而非起来。譬如，小说的阅读还是必须的吗？究竟是哪些人在坚持阅读小说？当下读者青睐的是哪一类型的小说？今天的小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面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等问题既包含着对过往文学史价值尺度与当下文化变迁的检点，也包含着对不同文化阶层及其文化需求的审视，更进一步，这也包含着对每一个写作者、阅读者以及我们自己内心尺度或趣味的体认与琢磨。由是观之，孟繁华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短篇王文丛”，相对于今天的文化市场来说，不啻于一次胆大包天的赌博，而在艺术诉求方面，更是一次闹中取静、沉着不苟的坚忍尝试。

就小说体裁而言，脱胎于口耳相传讲故事的短篇小说，是最古老的文学形态之一。短篇创作的原初冲动和构成短篇的要件，可以说基本上存在于所有普通人的认知权利范围之内，很少受到近现代繁复、细密的知识、概念、范畴的“污染”和限制。与短篇创作的上述原始性相比，长篇小说只能算是一种“近代”文体，二者依赖的艺术哲学基础以及文化指向均有所不同。而所谓“中篇小说”其实不过是前述二者的一种寄生物，并不具备体裁方面的严肃性。上个世纪80年代，中篇小说炙手可热盛极一时，完全是非常特殊的历史机遇所赐；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登堂入室，虚肿膨胀泛滥，至今渐有尾大不掉之虞。“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而今是否真的轮到了短篇称王了？谁敢拍着胸脯打这个保票么？至少我是不敢。但是各位或许也看到了，由于短篇体制的严格简约所天然具有的艺术质地，使得那些靠敷衍字数、复制知识来浑水摸鱼的行径很容易暴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码字儿的日子里大家一团和气，欺行霸市，而这写小说嘛，您就需要来点儿真格的了。也正因为如此，短篇小说面对当下的文化处境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它缺乏为媒体爆炒的基本条件，并且几乎不存在被影视改编的可能性。因此我就能够理解，这套丛书的编选者和出版者对它的期待何以限制得非常谨慎－－”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

在“主编微言”里，孟繁华颇为率真地坦承：“这一想法的萌生，源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某种担忧。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被隐形之手塑造的文学环境，不仅激发了作家的市场诉求的积极性，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读者粗糙的文学趣味”，而“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张扬短篇小说大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显然，这里表露出编选者某种怀旧式的理想主义文学关怀，这个声言所诉诸的乃是某种潜在的经典传统。都德、莫泊桑也好，欧・亨利、契诃夫也好，鲁迅、孙犁、汪曾祺也罢，包括创作《聊斋志异》的文言短篇王蒲松龄……这一连串伟大的名字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但是对于那些不信任这个传统并且喜欢热闹的时尚写作来说，这也很容易引出一个致命的疑问：我要这个“精致”干吗？允许我想象一下“粗鄙化”作为时尚审美精神对“精致”的质询，这也是个让人两难的问题吧？假如不能确定乃至肯定“精致”内在于文学的涵义，那么 “挽回”云云，就有落空的可能。应该指出，试图通过什么挽回什么，这是一个洞见与天真并存的想法。在我看来，这个令人尊敬的努力真正面对的还是那个“隐形之手”的诘难，而非粗糙的书写。套用放翁的话说就是：汝果欲挽回，功夫在之外吧？然而历史的狡猾也经常让人难以捉摸：将一种对于文学的信心和担当标举出来，虽然不能保证它必然得到承认，但是观念自有它薪尽火传、顽强不屈的执拗精神。因此，任何真正懂得历史并尊重历史的人，都从来不会藐视观念的力量。

收入丛书的六位作家都不是什么大红大紫的时代宠儿，其中若干位在热闹的文坛杂耍大军中甚或“无藉藉名”。荆歌、鬼子、东西当然是文坛实力派作家了，可是，欧阳黔森，听说过吗？刘庆邦，或许也只有认真写作短篇小说的人才了解吧？刘君多少年如一日致力于短篇创制，从未抢过除短篇之外的任何风头。然而他们以及他们的小说写作却是当代中国文学最为值得尊敬的实绩之一。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发展到今天，终于也水落石出积淀了些许成果，给信赖它的人们提供了短篇写作的一些心得与经验。而主编孟繁华先生以及中国文联出版社的这番甘苦努力，即使无法得到“精致”的回报，也是足以骄傲了。

正是：莫问粗糙书与商，何妨精致且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