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区经济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多元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应积极致力于探索在转型中求发展，以转型促发展，边转型边发展的为政之道，实现经济与社会、经济与城市功能、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城区经济转型的要旨

我国城区经济转型是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演进与变迁，资源在空间维度上更有效配置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这种转型包含如下要旨：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在空间布局上，将以特大中心城市为增长极来进行，而特大中心城市的城区又是相对独立的资源配置系统。

城区经济转型首先是指作为整体的城区经济，从制度范畴和空间范畴讲，由“区级所有”的资源配置拓展到“区域所在”的资源配置；简言之，由原来的区级经济演进为区域经济。

城区经济转型还意味着城区政府切入区域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重大变迁。归纳起来就是：政府由区级经济增长的领导者变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服务者，从管理型的政府变成服务型的政府；由私人物品生产者（通过运作经营国有企业来进行）变成公共物品提供者；由竞争性博弈者变成博弈规则的监护者。

二、构建社会资本是当前城区政府推动转型的主界面

一般说来，社会资本有各种表现形式，主要有：（1）从非公共投资活动过程逐渐演化而来的网络；（2）共享的规范和规则体系；（3）社会信任、信誉、诚信度、公信度等。

如果说物质资本构成为现代经济体系运行的物质基础，那么社会资本则是现代自由决策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稳定运行和演进的基础。然而，与物质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不容易被发现、被观察和被重视，而且它很难通过外部干预或者通过公共政策来简单地创造。就其重要性来说，构建社会资本应成为“第二代经济改革”的一项核心任务。

城区党委和政府若要在城区经济全面转型的过程中有所作为，直至起主导作用，必须加深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行政资源合理配置的规律性的认识，富于创造性地探索新形势下履行执政要务的方式，从而有力而且有效地登录到促进经济转型的工作主界面。而这个界面正是大力构建社会资本。

首先，在政府定位调整、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的大背景下，就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而言，人类所创造的三种资本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非对称的作用。其中社会资本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发生作用所不可缺的介质，是经济系统运行和更替的重要补充。行政资源整合与重配必然要发生，其基调是地方政府要从物质资本运作中撤退出来，转而致力于（一）构建公共物品供给平台；（二）构建服务于民间物质资本运作的社会网络；（三）提供民间共享规范与规则体系，并维护该体系正常运行。以上三项任务，后两项直接是构建社会资本，前一项是构建物质化的社会资本。总之，从体制变革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构建社会资本将成为政府从物质资本运作中撤离后的主要工作平台。

其次，社会资本是制度转型和稳定运行的基础。社会资本最根本的经济功能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现代社会包含了大量的“重叠性”社会群体，其成员具有各式各样的身份。因此，降低社会网络中特异个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对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最优配置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构建社会资本是最经济的政府工作界面，因为它直接削减社会交易成本，从而能够使经济转型更经济地实现。

再者，现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虽然已经建立了正式的协调机制，然而，以非正式规范（即社会资本）为基础的协调依然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和精巧，它将变得更加重要。大力建构社会资本，并使之配合正式规范一起发生作用，是促进区域经济升级与转型的必由之路。

最后，目前我国特大中心城市社会资本储备非常短缺，这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缺口，极大地增加了加快构建社会资本的紧迫性。这就要求政府与相关主体立即行动起来，一手抓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与运营，一手抓社会资本的构建。鉴于在社会资本形成方面欠账较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地方政府应该把工作重点切换到构建社会资本上来。

三、构建社会资本的具体措施

对处在转型期的特大中心城市的城市党委、政府而言，应该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时代而积极作为。在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新时期履行执政要务的规律前提下，结合本地区实际，创造性地构建社会资本以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单纯靠政府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平台上进行运作是不可能成功的。因而，必须大力构建社会资本，可以考虑把原来外在于区域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的资源，通过社会资本平台加以“内部化”：

（一）政府发动非政府组织以及协同民间成立基金会，用于资助和支持三大社会网络的建立和完善。它们是社区网络、就业支持网络和招商投资服务网络。在构架这些网络时，要突破由政府直接出资或动用行政资源进行直接操作的习惯做法。政府主要对社会和民间主体，非政府机构进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援助，促使经济系统自我消化交易成本，从而获得内源性发展的动力。

（二）政府集中物力人力专司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特别是通过保护财产权和公共安全，间接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创造。要特别重视民间的契约安全和其他主商活动的安全需求，搭建区域经济安全信息平台和处置平台，鼓励民间建立征信机构，对失信主体进行道德反击，建构“失信封杀”机制。

（三）大规模迅速推动国有企业改制，大幅度裁减国有经济部门的规模。积极探索国有资本退出后的新投向，积极试点推行国有资本基金化运作模式。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工商领域后，应集中投向社会资本的构建。目前应重点考虑对现有国有资本进行基金化配置，将它按一定比例分别为基金会的“种子资金”，用于粘合民间资金参与进来。“就业支持基金会”、“经济安全保证基金会”、“社区建设基金会”、“公平交易基金会”其共同宗旨为致力于降低交易成本。

（四）致力于引导社会建立各类行业自律组织，通过建立定期教育机制，鼓励行业内产生为行业整体利益而合作的商业文化，鼓励各行业构建商誉团队协作。促进各行业进行合作性博弈，以塑造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诚信”形象，从而形成社会信任的良好氛围。

（五）探索建立政府参与型的社会资本构建体系。政府应间接领导但应直接参与社会资本的形成，虽然国情决定了政府应在构建社会资本全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然而，社会资本形成从原理上讲又排斥简单而直接的政府及其制定的公共政策的干预。这样一来，政府在领导构建社会资本的系统工程中只能间接地通过一些非政府机构、中间团体来进行。与此同时，政府应作为构建社会资本的一个主体和一个环节，与其他主体一起直接创造社会资本。

（作者系中共武汉市武昌区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