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世纪的第一年――2001年――起，冲突与战争连续成为年度军事形势综述的主题，这一点为人们始料未及。

2001年是“9・11”恐怖袭击和阿富汗战争。2002年是前一场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收官”和后一场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布局”。2003年则是大张旗鼓的伊拉克战争。把2003年各大报刊的头版翻一遍，就能发现伊拉克战争不但成为年度国际军事形势演变的主线，而且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主轴。从美军4月戏剧般地进占巴格达到12月戏剧般地抓获萨达姆这些大起大落的战局报道背后，一些真正影响长远的因素正在逐渐浮出水面。

首先，这是一场全世界没有低估美国力量、却低估了美国使用力量决心的战争。1993年美国决策层内部发生过一次激烈争论，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奥尔布莱特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发火时说的那句话，成为美国政界的名言：“将军，你总在谈论超级军事力量！但如果我们不能使用这些力量，拥有它们又有什么意义？”不仅显示力量，而且要使用力量，成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日益明显的战略追求。从奥尔布莱特与鲍威尔的争论到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战略选择趋向在一系列战争行动中基本定型。所以伊拉克战争前纵然有联合国安理会多数成员国的反对、有北约的分裂、有阿拉伯世界的明显抵制、有英国、澳大利亚这些“铁杆盟友”国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反战浪潮、还有沙特和土耳其这样的长期盟友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向伊拉克发动进攻、甚至加上两河流域越来越不利的天候，这些因素集合起来也未能阻止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对“阻止因素”估计过高的人群当中，包括萨达姆身边精通国际事务的阿齐兹。战后其妹妹埃梅尔向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透露：“直到最后，他（阿齐兹）都认为这场战争可以避免，因为当时全世界的反战浪潮一浪高过浪。”

这位伊拉克副总理一辈子研究西方、研究美国，最后张惶从住宅中逃走时，竟然连与各国领导人合影以及多年收藏的西方古典音乐这些私人藏品都来不及收拾带走。巴格达糟糕透顶的城防和共和国卫队糟糕透顶的战备状态也都证明，伊拉克军队内部――甚至包括连萨达姆本人――不知有多少高级将领在幻想通过外部斡旋和内部退让躲过这场战争。而对早已踌躇满志的美国来说，伊拉克则是必须献上祭坛的羔羊。必须通过这次公开屠宰确立一种规范和秩序。《洛杉矶时报》在战前就预言：美国与联合国及北约传统盟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决裂，标志着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体系的终结和美国摆脱国际束缚的开端。

其次，伊拉克战争作为“先发制人”战略的第一次实践，标志着冷战后美国的战略思想经过10余年摸索与实践，已经出现重大改变。199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战略思想处于一个调整变化的动荡时期。从克林顿时期的“预防性防御”（Preventive Defense）逐渐过渡到所谓“预防性进攻”（Preventive Offense）。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演讲中第一次抛出先发制人战略：“反恐怖战争将不能靠守势来取胜。我们必须向敌人开战，粉碎他们的计划，并且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勇敢地对付它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就是战斗的道路。”“我们的安全将需要所有的美国人有远见并且有决心，作好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准备。”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向国会递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先发制人”正式定于美国的国家战略：“考虑到威慑或许无法奏效，考虑到对我们的军队和平民人口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军队和有关文职机构必须有能力防范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敌人，包括在适当的情形下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即使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也会毫不犹豫地单独行动，对恐怖分子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些理论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它们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实践。从1991到2003两场伊拉克战争之间，美国国家战略思想在经历了冷战结束最深刻的调整后，其新的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

第三，在美国这一新战略框架的冲击和影响下，世界多个军事力量纷纷开始自己的调整。首先是美国自身为适应新框架对武装力量的要求，开始进行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部署调整。在东亚，驻韩美军从非军事区后撤，驻日本冲绳的海军陆战队大部分移驻澳大利亚，同时通过部署隐形飞机、巡航导弹和核动力攻击潜艇，大幅度提升关岛的军力，将其作为太平洋美军的枢纽。在东南亚，向菲律宾派驻地面部队，同时谋求将海军进驻越南海域。在欧洲，撤出驻德国的重兵，一部分移往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新基地，一部分移驻中东及海湾地区。调整特点是加强重点地区，加强本土防护、海外基地防护和加强远程机动奔袭能力。在美军大幅度调整的带动下，北约也在酝酿成立54年来的重大改组。秘书长罗伯逊说，通过改革将产生一个“完成转型的新北约”。冷战结束后欧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欧洲摆脱美国控制的愿望日前强烈，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安全控制，另一方面也在谋求提高军事能力，扩大干预范围。科索沃战争开辟了北约绕开联合国对南联盟实施军事干预的先例，现在则要通过精简指挥机构、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将北约的防务范围扩大到全球任何角落。北约在军事干预方面不甘落后，日本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伊拉克战事刚刚停息，日本就通过了“有事三法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虽然有两名外交官在伊拉克恐怖袭击中遇难，但日本内阁仍然批准派遣陆上自卫队550人、海上自卫队300人和航空自卫队150人前往伊拉克。《东京新闻》发表文章，将12月19日称为“日本转变防卫政策的日子”，因为这一天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命令航空自卫队问伊拉克派遣先遣队，同一天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并提出要转变原有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将自卫队的作用定位于恐怖主义和导弹等新威胁，并“把重点放在海外活动上。”《东京新闻》说：“10年后回过头来，也许会发现这一天就是日本转变防卫政策的日子。”

这就是2003年世界军事形势带给人们的纷乱信号。国际政治生活中使用武力的倾向在明显增强，冒险的倾向也在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力量追求“先发制人”。萨达姆被捕后人们有理由松一口气，认为消除了一种暴力。但与此同时世界正在迎来另一种暴力。伊拉克如果真能作为中东地区的“民主样板”，也不过是精确制导炸弹瞄准下的样板。即便新世纪，世界也没有走出以暴易暴的陈旧巢穴。俄罗斯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尼古拉耶夫说，确立普遍和平的良好愿望同使用武力的现实政策之间的距离越走越远，“国际生活武力化的倾向正变得越来越危险。”

这是美国人打开的潘多拉盒子。2003年我们看得很清楚：依托暴力去解决的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萨达姆政权终结了，伊拉克却变成中东一个新的溃疮。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了，阿富汗复成为一个持续动荡之地。而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巴以冲突，每一轮妥协都不过是下一轮拚杀的间歇。那张“中东路线图”有多少次被拼好，就有多少次被撕碎。形成的局面是：美国人的优势超过以往，但美国人的麻烦也超过以往。原因何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新战略最大的失误在于过分迷信和信赖于武力，而世界力量格局已成三维棋盘：第一层是军事力量，美国一超；第二层是经济力量，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已成多极；第三层为跨国力量，形态更加复杂；美国目前几乎只关注棋盘顶部的军事力量，忘记了自己只是三维棋盘中的一维棋手：“当你在三维空间中做游戏，如果只关注国家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不注意其他两个层面以及三个层面之间的纵向联系，你肯定会成为输家。”

国际政治生活中使用武力的倾向在明显增强，冒险的倾向也在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力量追求“先发制人”。这就是2003年世界军事形势带给人们的纷乱信号。

我们热爱和平。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