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学东渐”推动中国新图书馆运动兴起。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为全国性图书馆专业联络和国际交流提供了组织基础。1927年9月，在英国图书馆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一位年过六旬的美国女性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与英、美等14国代表共同签署了成立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委员会（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前身）的决议书。她叫韦棣华（1861—1931年），在湖北与胡庆生、沈祖荣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学校——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中国由此成为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5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但这个“创始”究竟意味着什么？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现任秘书长梅米斯2026年访问北京大学时谈道，中国是创始成员中唯一来自欧美以外的国家，“正是中国的参与，推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走向更多元、包容的发展格局”。这说明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被动的“后来者”，而是这个全球专业组织多元基因的提供者之一。

关于合法席位的协商与博弈

1949年后的30余年间，中国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合法席位问题悬而未决。这种“缺席”并非专业能力的缺失，而是国际政治格局投射在专业组织中的结果。

转机出现在1980年。彼时，中国图书馆学会刚刚成立一年，急需在国际专业组织中确立合法身份。当年8月，时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的丁志刚、梁思庄以个人身份列席马尼拉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46届大会，与时任主席格兰海姆、秘书长维津斯特鲁姆展开协商，最终达成的“八点协议”在法理上解决了恢复会籍的政治前提与技术路径。

终于在1981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正式恢复国家协会会员资格。同年8月，以丁志刚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东德莱比锡举行的第47届国际图联大会，标志着中国图书馆界重新建立起稳定的国际专业交流渠道。

中文成为工作语言用了八年

如果说恢复会籍解决的是“能不能参与”的问题，那么中文作为工作语言的确立解决的则是“以什么条件参与”的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恰恰是“形式”与“实质”的分界线。

1996年北京大会是一个分水岭。2800多名代表参会，时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孙蓓欣作为首位进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中国大陆图书馆员，在会议组织与专业协调中发挥了桥梁作用。北京大会让国际同行看到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规模与活力，但会议语言仍然以英、法、俄、西、德五种为主。中国代表在会议现场获取信息的效率、参与讨论的深度，都受到语言条件的限制。

1997年，中国代表团正式提出将中文列为工作语言的提案，未获通过。原因并非政治上的反对，而是翻译经费、人员配置等“技术性”约束。此后，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吴建中2001年当选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委员，时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的张晓林2005年又以818票的高票当选为该委员会委员，中文提案的推进条件逐步成熟。2005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正式通过决议，从2006年首尔大会起，中文正式作为工作语言使用，大会增设中文同声传译，并出版《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大会快报》中文版。

这一过程持续了八年。它的意义不在于多了一种翻译语言，而在于中国图书馆界第一次依托国际组织的正式程序，完成了一项具体制度变革，实现了信息获取与表达的实质性改变。

中国图书馆界在国际舞台的角色转变

恢复会籍后的最初20年，中国图书馆界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关系框架可以看作是“过渡阶段”。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提出的世界书目控制、机读目录格式、文献保存保护等核心计划，为中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提供了专业框架；中国则在书目数据标准化、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领域完成了本土化转化。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中国进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治理结构之后。2017年以来，中国专家先后进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以标准咨询委员会、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咨询委员会、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等委员身份，参与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标准程序手册》《挖掘潜力，支持用户：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关于版权与人工智能的说明》等文件的制定修订。截至2025年8月，中国已有60余家机构加入，70余位中国代表在各委员会和专业组任职。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任职人数的增加，而在于中国图书馆界实实在在地参与了会议发言、项目展示、战略研讨、文件起草和标准程序等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中国图书馆界在国际治理中的角色转变。

中国经验为何开始“被需要”

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最终取决于参与者能否提供对全球同行有参照价值的实践。一个典型案例是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保存保护中国中心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衔接。国际文献保护理念强调环境控制、风险管理和灾害预防，而中国的大规模古籍普查、传统修复技艺和国家项目组织方式，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不同制度条件下的实践经验。这种结合不是单向的学习，而是双向的知识交换。

更直观的证据来自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奖项。自2012年以来，中国图书馆累计获得国际图联颁发的专业奖项18次，覆盖国际营销奖、绿色图书馆奖和年度公共图书馆奖三大类别。这些奖项的评价指标——服务传播、环境责任、公共空间建设、用户体验优化——本身构成了国际同行理解中国实践的概念框架。中国图书馆在申报过程中，需要将自己的项目“翻译”为国际同行可理解的术语和逻辑，这一过程反过来也推动了国内实践的系统化和可表达化。

公共图书馆理念的本土转化则提供了另一个维度。1994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倡导免费、平等与普遍服务。这些理念自2000年起进入中国行业讨论和地方实践，2011年基本服务免费开放从行业倡议上升为国家公共文化政策，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在立法中获得了制度性表达。中国通过公共财政保障和法治建设实现政策落地的路径，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近百年以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以宣言、标准、计划与倡议，为全球图书馆事业提供价值参照与合作框架；中国则以专业组织与实践探索，使国际原则在不同治理结构与发展阶段落地生根。免费开放、基层服务网络、古籍保护、跨系统资源共享与中文工作语言建设，既见证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开放交流中的成长，也为世界提供了不同制度条件下的发展样本。以书为媒、以互动为桥，平等互鉴、双向转化——这既是对近百年交往史的接续，也是中国图书馆界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