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出自《晏子春秋·内篇·问上》。齐景公问晏子“谋必得，事必成”是否有“术”，晏子以肯定的“有”字作答之后，给出了一个超越权谋的根本法则：“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齐景公所问的“术”，用心在于“得”与“成”，求的是权谋机变之方；晏子却把讨论的焦点从权谋上引开，指向“义”与“民”。这不是答非所问，而是表明“得”与“成”须从“义”的尺度、“民”的根基上生长出来。

要理解这句话，需要引入“德”的概念，从“德”与“得”“义”与“利”的关系切入。在这四者交织而成的思想系统中，才能看清“义”与“得”的关系，把握“因民”以“成事”的逻辑。

《礼记·乐记》谓“德者，得也”，《礼记·中庸》言“义者，宜也”。《释名》在解释“德”时，把“得”与“宜”结合起来，说：“德者，得也，得事宜也。”四者正由此联结成一个整体，关系也豁然明朗：“义”，是“宜”，是处理事情合宜恰当，让各方各得其所；“德”是“得宜”，是合宜恰当地处理事情之后获得的结果。因此，“义”是尺度，“德”是结果。衡量一件事该不该做的标准是道义，遵循道义的原则与尺度把事情做好，就是立德。由此可知，“德”不是泛泛的道德说教，而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利益处理得宜的实践功夫。分配一件东西，出让一分利益，处理得宜，就是行义；义行日积月累，便成就为一个人的德行。反之，无义之德是空名，无德之义是空谈。所以古人经常“德义”连称。

“义”与“利”相辅而行、相辅相成。《国语·晋语四》有言“义以导利，利以阜姓”，点明道义是利益生发的根基。“阜”，是丰厚、兴盛之意。以“义”规范利益安排，使各方各得其宜，正当之“利”方能长久不竭。可见，“义”是维系长久之利的根本。《左传》“德义，利之本也”一语，恰如以根干喻之：德义为根，利益为枝，根深方能叶茂。此外，还需要区分两种“利”。一种是各得其宜之利，由德义而生，人我俱足、生生不息；一种是损人自益之利，由争而得，此盈彼亏，取之或易，消耗的却是自身根基。只谋后者，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会越多。

谋划以“义”为准绳，就是要依道义摆正利益关系——取舍有度、守正有节，不谋求不义之利，不贪图短期浮财。有些利益看似主动让渡，实则是为了收获人心，而人心是比财物更为根本、更为珍贵的资源。这样的史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以“修德”而得天下的周人为例：始祖后稷教民稼穑，使天下民众得以足食；公刘致力农耕、因地制宜，做到“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古公亶父遭遇戎狄无休止的索求，秉持“有民立君，将以利之”的初心，为保全民众而率族迁徙；文王敬老慈少、礼待贤才；武王克商之后，分封诸侯、散财发粟。周人世代修德，修的正是这种利民安民的道义，最终收获的是百姓归附、天下归心。

反过来，谋度于利则未必能得，因为它打乱了“德义”为本所带来的良性循环。只顾眼前，处处争利，必然导致人心散失；人心散失，利将焉存？秦并六国而一统天下，国力之盛前所未有，然其治国专恃威权、聚敛无度，终致人心离散，二世而亡自有其历史必然。

由此观之，谋义与谋利的分野，不在于是否追求利益，而在于谋划格局的远近。争眼前之利，得小而失大；谋长远之义，让近而得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与其说是道德高下之别，不如说是两种行事逻辑的差异：一种只计一时一地的得失，一种考量的却是人心向背的根本。拘于眼前小利者，每一步都看似占优，前路却会越走越窄；着眼长远大义者，每一步都懂得退让，道路却会越走越宽。孔子所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正是此意。

同样的道理，也蕴含在“事因于民者必成”一语之中。这句话的核心，在一个“因”字，是凭借、顺依之意。晏子此言，本是劝谏齐景公征用民力当有所节制、顺乎民情。凡事皆赖人而成，民众是否愿意同心尽力，关键看其事是否合乎民众的切身利益。让百姓受益的事，百姓自然愿意跟着干，遇到困难也能扛得过去；违背民意的事，即便强行推动，也不过是无源之水，一时做成，也难以长久维系。《荀子》引古训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讲的正是这个道理。民心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一件事做得公不公、实不实，民众心中自有一杆秤；这秤上的分量，最终会变成决定事业成败的砝码。

“因”还有一层深意，即民众本就是智慧的源头活水。一项政策是否管用，必须深入社会实践去总结、去检验。只有深入基层、体察民情，才不会把空想的高楼建造在无法承重的沙地上。更为重要的是，“因”不是“利用”。真正的“因民”，是把民众的目的当作事业的目的，是真心为民众谋福利。只有真正因民之事、为民谋利，才能凝聚人心、同心同德，推动事业走向成功。

“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谋需依义而断，事必因民而成；贯通始终、起统摄作用的，仍然是“德”。《礼记·大学》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强调的正是德义为本，财利为末。“德者，得也，得事宜也。”谋度于“义”，是立德。以“义”为尺度，才能让人各得其宜；事因于民，方能有人心之得，方能有事业之成。齐景公当时问的是“术”，晏子答的则是“道”；而晏子之“道”，恰恰是各种“术”中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一种。当然，谋义因民并不意味着凡事必定成功；但反过来，背离道义、违逆民心，即便取得一时收益，终究难以持久。

时代在变，做事的条件与方式也在变，但“义”与“得”的因果、“民”与“成”的关联始终没变。面对“得”的诱惑，先用“义”的尺度量一量，问一问是否合宜；面对“成”的焦虑，先认真地想一想，能否获得人民的认可。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纵使一时未得、未成，也已守住了根本，从长远观之，“得”与“成”终究会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