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珍藏着一枚国家一级文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印章。印章为银质、圆形，配木方柱钮，整体由印面、印台和印柄组成。印面外圈以两颗五角星为间隔镌刻隶书文字：上部字体较小，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部字体较大，为“财政人民委员”。内圈图案借鉴苏联国徽样式，麦穗环绕地球，地球中间镶嵌着镰刀和斧头，上方高悬一颗五角星。这枚印章由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的林伯渠掌管，长征途经甘南藏区时遗失，1988年在迭部县电尕镇卡告村村民家被发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由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统管全国政务，下设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等人民委员部，邓子恢出任首任财政人民委员。1933年3月，林伯渠抵达中央苏区。8月，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改任副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编入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林伯渠携带这枚印章担负起长征途中保障红军后勤的重任。

长征路上，中央红军的后勤保障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始终不变的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长征出发前3个月，中央苏区筹集了150多万元银洋、84万担军粮、8.6万斤棉花、2万多床被毯、20万双草鞋等大量战略物资。中央苏区人多地少，粮食产出有限，军粮全部借自苏区人民本就不多的口粮。正是得益于林伯渠等人的事先筹备和苏区人民的无私奉献，长征初期的粮饷保障是相对充裕的。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的后勤补给主要依靠沿途的购买借用、战场缴获、没收征发等方式获取。进驻遵义期间，红军对反动豪绅、军阀囤积的粮款进行没收征发，仅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家中，就没收了银圆5万多元，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5万多元的香烟等大量物资。1935年1月23日，李富春、林伯渠联名签发《总政治部关于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对处置、取用没收征发物资作出规定。总供给部、总没收征发委员会收拢现款，以市场价格向当地群众采购布匹、药品等物资，组织缝衣工人和妇女群众赶制棉衣、夹裤、绑腿等军需，分发给部队；对于收缴的食盐、粮食、财物，除保障红军自身需求外，还分发给贫苦群众。红军尊重群众利益、严守群众纪律，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救护伤员，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遵义会议后，部队整编，撤销各级没收征发委员会，改设没收征发科，林伯渠仍统筹负责筹粮筹款工作。

进入藏区后，中央红军遭遇长征历程中最为严峻的后勤保障危机。正是依靠藏区群众的支援，红军才得以走出雪山草地，胜利到达陕北。由于国民党对红军“妖魔化”的宣传和制定实施的严苛惩罚措施，藏区物产不丰的现状与红军粮食需求巨大的矛盾，加之红军滞留藏区时间过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红军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1935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粮食委员会并恢复总供给部，由林伯渠统一负责，“是日决定恢复总供给部，内分军需、制造、财政、粮秣等四处”。林伯渠等人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明纪律要求，制定贴合实际的筹粮政策，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筹集粮草，仅8月15日至25日就筹集粮食40万斤。9月18日，经过腊子口之战，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缴获没收敌人粮食10万斤、盐2000斤，缓解了粮食困境。

这枚印章为何遗失在迭部县？据林伯渠《长征日记》记载，长征途经藏区时，林伯渠曾多次遗失物资。距离印章发现地最近的一次记录，是从俄界到腊子口途中，9月16日“又失一个揹子”，印章大概率随这个背囊遗失于此。虽然这枚印章没能跟随林伯渠走完万里长征，但它成为一份珍贵实物，见证了长征途中红军严守群众纪律、践行群众路线，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各族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鲜活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