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顾伦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总经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请问，为什么说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

解读：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这一重要论断，把市场从经济运行的交易机制和场所空间，提升为国家发展的主动性战略资源，为理解现阶段中国经济政策重心的转变提供了根本遵循。国际上常把中国市场的稀缺性称作“稀缺中的稀缺”。弄清这份稀缺性从何而来，直接关系到当前与未来宏观、微观经济政策的着力方向。经济工作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供给短缺转向有效需求不足与供求结构失衡，经济政策的重心也应当从扩充产能转向壮大市场和调节结构。认清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就是认清这一转变，也就认清了政策发力的方向。

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决定资源稀缺性的排序

稀缺资源的排序，由经济发展的短边规则决定。非均衡经济学揭示，在非均衡市场中，实际交易量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中较少的一方。谁处在短边，谁就是那个阶段最稀缺、最需要被补上的资源。经济发展阶段一旦跨过某个门槛，这种短边就会从一端移到另一端。

在短缺经济时代，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求我们持续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能力和提升供给力度，因此，这个阶段最稀缺的资源必然是与投资、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直接相关的要素，如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技术学习与创新能力等。这个时代的现实经济总量受制于供给水平，用一句简明的等式表达，就是“供给总量等于实际的经济规模”。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必为销路发愁，扩产本身就意味着增长。经济政策的重心相应地落在要素筹措、项目布点与产能建设上，赶超型产业政策正是这个阶段的产物。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惯性，比如重视积累而轻视消费、重视数量而轻视质量、重视产出增长而轻视市场建设，都有这一阶段的现实基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就经济领域而言，表现为数量短缺不再是经济运行的常态，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和效率提高才是经济政策追求的目标；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也从生产者主导的卖方市场转向消费者主导的买方市场。经济增长的重点也随之从供给端移到了需求一侧，约束经济规模扩张的因素从厂房和生产线转为订单和购买力，经济等式也随之改写为“需求总量等于现实的经济规模”，市场需求规模决定经济增长的上限，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决定产业升级的方向。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格局已经完成了这一转换，我国供给能力的形成速度越来越快。微观上表现为企业只要拿到订单，绝大多数商品与服务很快就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供给大于需求的买方经济格局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电商平台等新兴行业，也先后陷入价格战。这说明产能约束已经让位于市场需求的约束。由此产生的经济政策的含义十分清楚，扩大内需需要超越短期调节政策的范畴，作为中长期战略来对待，并以此为主线统筹财政、货币、收入分配和产业政策，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更多承担适配需求结构变化与升级的职能。

市场资源是我国必须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的巨大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经济最具确定性的资源禀赋。14亿多人口、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构成了全球成长性最好的消费群体。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0.1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7%，其中商品零售额为44.32万亿元，增长3.8%，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位。这个规模意味着创新发展中出现的新技术、新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应用场景并进行迅速的技术迭代，企业的固定成本也可以在更大的批量上摊薄，更容易达到最小最佳规模。

完整的产业体系与不断增长的居民收入水平，共同支撑着强大国内市场的功能优化。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产业链上下游在国内就能形成完整的配套，中间投入品的采购半径短，交易成本相应降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3万美元，我国居民消费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持续扩张，需求结构正在向高端化演进。经营主体超过1.8亿户，其中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它们最贴近多样化的本地需求。这种供给能力与需求潜力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则是把潜在市场规模转化为现实优势的关键因素。过去我们常说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其实这个市场在很长时间内更多是“潜在的”大，是“加总”意义上的市场规模大，而功能化的强大国内市场尚在形成之中。目前我国总体上的市场规模虽然已经不小，但这个市场总体上还处于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的状态，企业难以在其中展开常态化的市场竞争，也难以真正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指向的正是要补齐这一短板。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统一只是手段与工具，规模壮大与功能强化才是市场建设的目的所在。

市场优势是一种可以转化为多重能力的资产。规模上来以后，标准制定权、规则话语权和产业议价权会随之增强，企业在本土市场积累的规模和经验，还会延伸为对外投资的竞争力。

不断巩固和增强我国市场优势，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雄厚支撑

巩固和增强市场优势，是新发展格局能否形成的决定性条件。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关键，在于国内大循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主导和牵引国际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全国统一大市场既让产业体系的产出能够在内部循环中顺利实现价值，也为双循环提供交易制度支持和空间载体。独立自主、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全国统一大市场合在一起，大国经济的内部循环才真正立得起来。壮大市场规模与容量、强大市场功能，因而处于第一性的位置。

从实践意义上看，市场优势的强弱直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区间。经济周期的波动可以由财政和货币政策来修复，修复的效果却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厚度。市场容量足够大，同样的财政支出能够转化为更多的订单和就业；市场容量偏薄，政策的效果就容易在传导中衰减，甚至出现流动性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的现象。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前提是需求端有足够的吸纳能力。这就是要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使建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历史过程的道理所在。市场规模的扩大还会带来一层连带效应，即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越大。“市场规模扩大—分工深化—生产率提升—市场再扩大”这一循环一旦启动，经济增长就获得了内生的动力。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优势，也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为了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有为政府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同时用力。

第一，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经济周期因素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政策实践表明，单靠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条腿走路，流动性在预期偏弱时期难以进入实体经济和居民消费领域。财政政策的力度需要适当加大，通过政府支出迅速转化为总需求，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向居民和中小企业注入一定的流动性。

第二，深入实施微观经济政策改革，把初次分配领域劳动与资本比率的调整作为基础性制度创新。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收入，而提高居民收入仅靠再分配领域的税收、信贷、转移支付等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推进改革。初次分配领域中形成的不公平，如果等到再分配环节再由政府强力干预，那么既要耗费财政资源，效率也偏低，还容易滋生腐败。改革的重心在于摆正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劳动者收入、消费、福利和保障放到经济发展政策更为突出的位置，让经济增长成果同步用于提升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

第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供需在结构上的适配性矛盾。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原则，放松市场管制，引导企业根据需求结构升级的信号自主调整产品与服务。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壮大，以新技术主导新产品供给。同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发挥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的作用，主动调整优化重点领域的供给结构，坚决抑制新兴支柱产业领域盲目重复建设、非理性恶性竞争，一体化推进政策统一、规则一致、行动协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