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典籍则是承载儒家学说与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将历代儒家文献汇集成编，统为一大文库，即称“儒藏”，“藏”者，取文化宝藏、传世典藏之义。2006年，《儒藏》编纂工程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儒家文献整理项目。对儒家经典的保护与传承，历来为古代先贤所重视。清代学者周永年曾撰《儒藏说》一文，提出汇聚天下儒家典籍，“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藏书用书主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周永年（1730—1791年），字书昌，号林汲山人，山东济南历城人，清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学家、目录学家。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后入四库全书馆，与邵晋涵、程晋芳、戴震等学者同馆共事，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始于《永乐大典》的校勘辑佚，周永年在馆期间担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全身心投入古籍辑佚与校勘，“无间风雨寒暑，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丹铅标识，摘抉编摩”，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批久已亡佚的宋元珍籍，为《四库全书》纂修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治学淹通博洽，于经史子集、兵农天算、术数诸家无不钩稽精义，深为馆中同仁推重。周永年传世著述不多，然其所撰《儒藏说》，在中国典籍保存与公共藏书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周永年一生嗜书如命。其师沈起元称他“百无嗜好，独嗜书”。好友桂馥《周先生传》亦载：“先生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章学诚的《周书昌别传》则记其藏书近十万卷。周永年为所藏典籍编撰《水西书屋藏书目录》《藉书园书目》，为士林所重。他聚书并非为一己私藏，而是为保存古书、传承文化、推广读书，这也正是其撰写《儒藏说》的初衷。

《儒藏说》的问世，源于周永年对典籍散亡的深切忧虑。桂馥有言：“先生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明末学者曹学佺（号石仓居士）曾慨叹，佛、道二家各有《大藏经》《道藏》传世，而儒家独无《儒藏》，遂萌生编纂《儒藏》之念。曹学佺虽有思考，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设想。周永年在其基础上，撰成《儒藏说》，系统阐明藏书、护书、传书、用书之道。

周永年在《儒藏说》开篇即点明，“书籍者，所以载道纪事，益人神智者也”，自汉以来，“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历代公私藏书，多难逃兵燹战乱、水火天灾，终致散佚损毁，存在“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的局限。为此，他主张效仿佛、道典藏之法，借鉴明代丘濬“分三处以藏书”、明末清初陆世仪“藏书于邹鲁”的经验，将典籍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并广置副本互为备份，即便一处有失，他处仍可保全，此乃典籍藏于万世之上策。

《儒藏说》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提出“公藏、共读”的藏书观点，打破了传统藏书“秘不示人”的封闭格局。周永年认为：“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他主张《儒藏》当“毕入于藏，使天下共守之”，意在使典籍从私人秘藏变为天下共守，由一时之藏变为万世之藏。他还将典籍保护与教育普及紧密结合，针对“穷乡僻壤，寒门窭士，往往负超群之资，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故虽矻矻穷年而限于闻见，所学迄不能自广”的境况，提出若于千里之内置数处《儒藏》，寒门学子便可就近求学读书，摆脱因家贫无书导致学识难以拓展的困境。正如其所言：“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间，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这种藏以致用、以藏助学，使典籍“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观点，体现了周永年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

周永年不仅提出了主张，还拟定了具体实施办法。他在《儒藏说》后附列《儒藏条约三则》，从藏书、场所、管理等方面，详细制定了筹建《儒藏》的具体规程：择胜地名区建义学、设义田，号召士人捐书或捐资购书；编制《儒藏未定目录》，由近及远、互相传抄，以考知古书存佚；择取山林僻静之地或与佛藏、道藏相邻设立藏所，便于典籍保护；公推乡贤主持管理藏书与经费事宜，订立规则制度；对前来读书之人，贫寒之士供给饮食，极贫者酌助薪米，能够自备者则听其自便。《儒藏条约三则》系统规划了《儒藏》的聚书、典藏、管理与开放使用的做法。

《儒藏说》撰成之后，周永年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实现其主张，于是多方奔走呼吁，向李文藻、俞思谦、孔继涵等师友恳切求助，希望同道共襄盛举。他在致李文藻的信中称，《儒藏》若能建成，古来绝学与先贤心血便不会被亡佚或湮没。在致孔继涵书中则言：“目下宜先聚书籍，分局编辑。目录既定，易购之书则购之，或秘本不甚流传者，则先为活板印之，约略先成数十部，分而藏之。即未备，亦可俟后人之补。”明确提出先聚书籍、分局编辑、刊印秘本、分处庋藏等建立《儒藏》的具体举措。

周永年还亲自创办“藉书园”。它不只是藏书之所，更是《儒藏说》的现实实践，章学诚称此举为“书昌之志”。为营建“藉书园”，周永年曾到青州、徂徕山等地悉心选址。除择地之外，他还为藏书编纂《藉书园书目》，著录群籍、条分部类，方便学子检索借阅。此外，为配合藉书园建设，周永年编纂《先正读书诀》，辑录历代先贤读书治学要诀三百余条。他认为“凡欲读藏者，即以此编为师。斯涉海有航，无远弗届”，意在为研读《儒藏》提供入门指引，使学子们读书治学有所依归，不致茫无头绪。

虽因财力、人力所限，周永年终未建成《儒藏》，但其聚书、藏书、用书的观点影响深远。友人刘音作《广儒藏说》响应其志，号召天下有志之士共担此重任，聚存典籍与万世共读，为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竭尽心力。《儒藏说》所蕴含的公藏、共读主张，成为中国藏书史、图书馆学史与文化传承史上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