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我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一个雇农家庭。七七事变后，铜山既是日军经常“扫荡”的地区，也是国民党七路军、土匪和帮会活动的地区，百姓生活极不安定。

1942年，我大哥和二哥先后去了山东省单县解放区。大哥参加革命工作，二哥在学校学习，家中就剩下父母和我。

1943年我和父母逃荒，先后到过铜山县的牛庙村、李庄村。最后到了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千里井村，那是我姐姐的婆家，我们在姐姐家生活了3个月。

有一天，突然接到我大哥的来信，要我们去山东省单县解放区。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带，推着手推车就去了单县的江庄村。到那里时已是1944年的春天，我13岁，渴望上学读书，就去了村里的抗日小学就读。那时的读书环境非常艰苦并且危险，因日本鬼子经常“扫荡”，有时就要把书埋到地里，女生还得假装缠上脚，不然就会被鬼子当成八路军抓走。在校两年，我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又从三年级跳到了五年级。

1946年暑假，我和同班的三位同学一起去山东省金乡县湖西中学，看望我哥哥和同学的姐姐及姑姑。这所中学实际上是冀鲁豫边区培训革命干部的学校。当时正赶上湖西中学招生，学校同意我们参加考试，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1946年9月入学，这就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15岁的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入学没几天，国民党军队进攻单县解放区。从此，学校开始了游击生活，从金乡县撤到了山西运城。此时战争形势十分危急，我们跟随区党委两渡黄河，辗转到了山东省阳谷县宁仓村。学校让我们参加土改，大家没有经验，就请了冀鲁豫报社的记者姚力文来作报告，恰好他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会后，校长和教导主任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让我们谈对象。当时我认为自己年龄还小，谈恋爱为时尚早。姚力文表示他可以等，此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1948年春天，学校又回到了金乡县，这时就宣布我们毕业了，分配我到区党委党校去学习，实际上是培养南下干部。就在这时，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让我北上，因为姚力文已调至冀鲁豫区党委机关报冀鲁豫日报社工作。但当时菏泽到石家庄没有火车，我在菏泽等了四五天，正好遇到一辆到石家庄拉货的卡车，我便搭车到了石家庄。

这时冀鲁豫日报社已搬到了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我在石家庄找到了报社的办事处，打电话让姚力文来接我。等了3天，他没来，我就背着背包往冀鲁豫日报社所在的西北方向走，刚走了十多里路，就碰上了姚力文。我俩一起翻山越岭回报社，下午4点多终于赶到了。一见面，报社社长就动员我们结婚，于是我俩当天就结婚了。

1948年11月，姚力文调到人民日报社（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编辑部。这时已近年底，一个星期后姚力文就要去太行山采访，报社派一位通讯员牵来一匹马，把我送到石家庄财经学院，我在这所学校学习了6个月。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5月，我从石家庄财经学院结业后来到北平，住在华北局招待所。后被分配到北平市第八区工作，先到工会，后到区委宣传部。当时的同事大多是大学生或高中生，他们的文化程度都比较高，这使得我的压力很大。这时中国人民大学在东城区张自忠路办了夜校，单位派我去学习中国历史、联共（布）党史，从夜校学习回来就给第八区的工人、店员讲历史，讲联共（布）党史。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发表了重要谈话，论述了青年学习和健康的重要性，寄语青年要学习好、身体好、工作好，又唤起了我学习深造的念头。经北京市委组织部批准，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并担任班里支部委员。4年学完了初中、高中的课程，并被评为优等生。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出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是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第一声春雷，激发了我进一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愿望。1957年我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大学期间担任党史系二班党支部书记。1958年5月，姚力文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担任刘少奇的秘书。

1961年毕业之时，我被选调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工作，在党建教研室做资料工作。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后，我承担教学任务，下班讲课。

我从13岁上抗日小学直到1961年调到中央党校，都是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学习、进步、工作的。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全家，使我走上了求学、进步这条通向光明之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丰富和有意义的一生。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