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长期致力于社会组织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在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3部，在《人民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报刊发表文章90余篇。

2024年12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治理视野下提升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研究”（项目编号：19AKS006），结项获得“优秀”等级。

持续深耕特定研究领域

我从2004年开始关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及其改革创新，至今逾20年。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主持的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虽研究内容、研究主题、研究结构、研究维度不尽相同，但都聚焦社会组织这一研究对象，前后研究成果呈现一定的相关性、互补性、递嬗性，以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尝试把握、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演进逻辑。

之所以把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量：一是社会组织是观察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视窗、切入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组织成长迅猛，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对文化建设的影响以及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1950年前后，全国性社团仅44个；1988年，全国性社团4446个；而截至2024年底，已有社团38.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8.1万个、基金会9814个，社会组织总数80多万个。如此之多的社会组织，活跃于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场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结构中的作用不可或缺，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有机平台。二是从涉及的学科来看，社会组织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对我国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结构特征、生长机理、演进逻辑、发展进路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应该也不能“缺席”，相反，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其独特的中国逻辑、中国之理的把握，并以学理化样态予以呈现。

对于社会组织这样一种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组织形态，不经过长期的观察、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及严谨细致的分析，难以深刻认识其本真面目，更难以深入洞悉其运动、衍化的内在逻辑。因此，只有持续关注、深耕细研，才能不断拓展和深化对其的理解和把握。

敏锐捕捉和研判前沿性研究议题

创新性是量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的根本评判标尺。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调研以及敏锐捕捉和研判学界研究前沿，是确立好的科研选题并持续开展这一选题研究的先决性条件。

从2017年开始，我用两年时间对社会组织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调研。在调研中感受到推动我国社会组织从注重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从规模扩张向功能激发转型，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组织成长的内在取向、必然抉择。因此，在2019年，我以“国家治理视野下提升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2021年9月，我国社会组织领域首个五年规划——《“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正式发布，强调要以“推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进一步明晰我国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取向、方向、目标，这使我对之前研究议题研判的方向更加充满信心。

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增长、社会参与面扩展、发展形态转型、组织化建构力度、活动场域延伸等方面都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作出重要贡献。目前，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还面临很多问题，如何突破发展瓶颈、克服发展难题，实现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赋能增效，是新征程上我国社会组织成长面临的最突出议题。

从学理层面来看，选择社会组织“发展质量”这一问题作为研究议题，是对社会组织研究碎片化、局部化、场域化的整体性整合研究，是对简单照搬照套西方社会组织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的纠偏、矫正，是力求基于社会组织发展实践的中国逻辑擘画新的成长理路、建构新的研究范式，也是建构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经验基础的本土理论的一种探索。

自觉采择基于中国逻辑的研究范式

建构一个研究范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学术研究，是一个领域研究趋向成熟的重要标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日益引起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关怀。随着对西方学术经典的译介、借鉴，基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所凝练的概念、判断、范式、理论大量涌现，反映在社会组织研究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和统合主义这两种研究范式一度成为国内学界的主流理论形态。然而，基于西方社会经验事实的研究范式，难以全面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样态、生长理路，难以深度发掘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组织与党、与政府、与群团组织的关系结构。近年来，随着研究定位的重塑、分析视界的扩展、规范尺度的校正、学理取向的省思、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理论结构的超越，本土化理论自觉逐渐突显，基于中国经验、中国逻辑、中国叙事的社会组织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并呈现一定原创性、自主性的生长态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新范畴，为提升社会组织研究范式在中国的适应性、解释力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和充分的学理支撑。

基于上述考量，在对社会组织的研究方面，我们倾向于采择“国家治理”这个研究范式。“国家治理”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工具和理论体系，质言之，就是“国家＋治理”的有机整合：其“国家”的要素可汲取国家统合主义关于国家主导性的主张，其“治理”的成分能容纳市民社会理论、社会统合主义关于社会自主性、自治性、多维性的强调。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研究范式契合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及其治理的实际情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市民社会理论和统合主义有效相容。因此，对于我国社会组织研究而言，“国家治理”是一个解释力强、阐释力高、兼容性佳的研究范式。基于这一研究范式，可从耦合性、法治性、公开性、创新性、专业性、开放性等维度对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质量予以衡量，为探析社会组织成长的“中国之理”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开拓新的理解向度、打开新的学术空间。

对学术研究始终保持敬畏之心

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资助，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深深地感受到，立项重要，高质量完成结项更为关键，应对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时放心不下”，把它作为个人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予以对待。

首先，涵养甘于坐冷板凳的静气和定力。任何一项成熟的学术研究成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无捷径可走，都要历经长时段精细打磨、精深反思、深邃考量、反复推敲。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累积、不断增进的过程。广泛搜集、爬梳并阅读相关重要文献，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功，而这项基本功需要长周期的潜心钻研才能获得。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到书店看看，翻阅最近出版的相关图书，了解研究动态。伫立在一排排书架前，常常感叹自身知识储备之不足，不断催生进一步学习研究的精神动力。要对所从事的研究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兴趣，把这项研究当作一种事业、一种生活方式并上升到一种精神自觉，持续深化、渐次拓延研究场域，才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断进步。

其次，在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中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于社会组织研究而言，开展调查研究要把个案的微观分析与宏观政策把握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如果对个案的微观分析脱离对宏观政策的全面把握，容易形成就个案论个案的局面，导致研究难以深入，或者仅停滞于某一界面上简单重复、踟蹰不前。基于中国社会组织品类的多样性、治理体制的多重逻辑、规制规范的灵活性，仅以某个社会组织或某类社会组织去推断整个国家社会组织成长态势，往往是只能窥其一面而难以探其全貌，最后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化认知情境。另一方面，对宏观政策的把握如果缺乏对个案的微观分析，容易使研究空洞化、抽象化。只有通过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在研究的广度方面有所扩展，在考量分析的深度层面日益增进，才能不断获得研究新成效。

最后，凝练基于中国社会组织之发育以及本土化发展和治理的具有解释力的话语、概念、范畴、判断，努力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寻找学术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经诸多结构性的制度变革，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鲜活丰赡的经验素材。如何对这些经验、事实、案例予以一般化的理论概括、抽象化的命题提炼、系统化的范式建构，是摆在我国社会组织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重大使命。中国特殊的历史基础、文化结构、社会要素造就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独到的衍化进路和独特的成长逻辑。因而，必须着力打破对西方相关研究范式的盲目“迷思”，力避“食洋不化”的陷阱，从中国逻辑出发分析社会组织生长的中国语境、定位社会组织的本土生长路向、阐释社会组织发展的合法性结构，努力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