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四川加快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探索和实践，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决定》。为贯彻落实好《决定》，成都市委党校、成都市青白江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奏响城乡融合‘协奏曲’·筑好共同富裕‘新图景’——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主题学术沙龙”，聚焦“如何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进行了深度研讨交流。
　　以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城乡关系新形态。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城乡关系如果处理不好，现代化是不可能成功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发展，强调到2035年前这段时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必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社长胡敏回顾了中国城乡变迁百年的历史进程，从改革和发展的逻辑出发，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理论遵循；从城乡融合的目标和内在动力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构建的城乡关系形态，提出当前城乡融合要着力推动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以解决城乡二元经济、城乡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艰巨、城乡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存在短板等问题。
　　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破解城乡融合现实矛盾。四川有183个县（市、区），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不平衡的特征极为明显，从县域入手打破城乡分割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成本更低、步子更稳，更具现实可行性。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智库”首席专家郭晓鸣认为，四川城乡要素平等交换面临政策限制与市场分割的双重阻碍；城乡人口流动面临城镇化放缓与乡村机会有限的双重压力；城乡产业互动面临链条不完备与体系不均衡的双重短板；城乡空间协同面临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化的双重困境；城乡公共品供给面临效率递减与结构失衡的双重瓶颈。为此，四川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应抓住县域这个关键主体、聚焦要素市场改革这个突破性领域，从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较好而县域发展不充分、城乡融合水平较低的丘陵县重点突破，推动城乡融合与区域协同发展双轮驱动。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夯实城乡融合发展关键支撑。四川既有大城市又有大农村，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相互交织，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比全国低6.87个、8.8个百分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收入水平与城镇仍有明显差距。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县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敬尧深入分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症结，认为阻碍城乡融合发展存在农业效益、产权制度、身份结构、行政体制四大障碍，并提出要以“三产融合”为核心，以“链条融合”为抓手，以“利益融合”为基础，推动农业结构变革；要加速农村存量资产确权登记，加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改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环境，推动要素结构变革；要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补齐乡村硬件设施短板，保障进城农民土地权益，推动权益结构变革；要优化县域自主体制，优化县域财政体制，优化县域治理单元，推动治理结构变革等四条路径。
　　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四川是农业大省，但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附加值较低，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水平不高，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吴晓燕认为，当前四川省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存在产业发展规划的引领性不足、产业发展模式同质化严重、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力不足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从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差异化发展、坚持市场导向等方面系统发力。
　　用好县域联动城乡经济优势，发挥乡村发展带动力作用。针对县域经济规模偏小、产业层次偏低、整体实力不强等问题，成都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常晓鸣认为，成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尤其要发挥大城市带动大乡村的体制和制度优势，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机制，找到一个在大城市和乡村之间新的过渡体，建立具有一定弹性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政策体系，有效激发生产主体的积极性，从而发挥整个乡村的带动力。
　　与会者认为，城乡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对于当下的学术研究而言，不仅仅要加快深化对城乡融合理论框架的系统建构，洞察中国式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特征，更要走向实际、引领实践，探索面向不同维度、不同类型地区的城乡融合路径规律与保障机制建设。此次学术沙龙，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使命感。
　　（作者单位：成都市委党校、成都市青白江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