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钟敬文（1903—2002年）：字静闻，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副教务长、中文系主任等职。著有《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话说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主编《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等。

　　今年是钟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他一生成就斐然，最具贡献的是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研究成果，被誉为“人民的学者”，也被国内外学者尊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他跟随着中国民俗学，中国民俗学也跟随着他
　　钟敬文爱好诗文，受新文化运动影响，1922年至1926年，采集了包括客家山歌、海边的咸水歌在内的大量歌谣文本，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发表。当时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也成为钟敬文迈入民俗学的引路者。他的歌谣搜集、发表、评论得到了著名学者和民俗研究家们的关注与肯定，他编著的《疍歌》由刘大白作序，称其“在民间文学横的比较研究上，功绩是不容眇视的”。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论及歌谣研究会的成绩，将钟敬文与常惠、顾颉刚、董作宾等相提并论。
　　1927年，钟敬文进入中山大学，在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筹备时便参与其中。自进入中国民俗学核心学术群体起，中国民俗学便一直跟随着他的人生和学术轨迹。在中山大学时，钟敬文接触了英国传统人类学派狭义民俗理论，学术视野也向世界打开。1928年赴浙江杭州，翌年春在浙江大学等校兼任国文讲师。这一时期他与一干同事同好，在民俗学事业上掀起了学术高潮。一是编辑出版民俗学刊物《民国日报》以及《东南日报》的《民俗周刊》，二是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参与编辑出版中国民俗学会丛书12种、民间文化资料小丛书10种、论文集2种，以及《民间》《民俗园地》等刊物的一系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文艺、民间风俗文化的“专号”、特辑、特刊等。在“中国民俗学会”名义下开展的活动，不仅使钟敬文个人，也使中国的民俗学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目标和追求。
　　1949年，钟敬文专赴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会后，为创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留京筹备。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理事长，钟敬文任副理事长并主持工作。1978年春，钟敬文联合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发起《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促使民俗学学科恢复。1981年，钟敬文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批批准的博士生导师。此后20年，他为我国民俗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学术潮头为中国民俗学鼓与呼
　　对于中国民俗文化的研究，钟敬文这样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文明古国。远在四五千年前，她的人民，就进入了文明开化的领域。她曾与亚洲的巴比伦、古印度，非洲和欧洲的古埃及和古希腊，先后成为人类曙光期的文化灿烂的国家。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曾经辉煌的古老邦国的文化，先后凋谢了。中国却有较好的命运。几千年来，她的文明一直延续着。随着时间的前进……它在数量上不但铺天盖地，异常丰饶，而且在质量上也到处呈现着耀眼的黄金碧玉。这些财富，是应该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后代骄傲和自豪的。”
　　钟敬文的学术研究贯穿着两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民俗学是一门发端于西方欧洲的重要社会科学，学习它和运用它不能割裂它与世界的联系，这门西方的学问对于中国的文化研究具有崭新的、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二是坚持中国民俗学及其民间文化研究，既要汲取、运用西方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具有世界性的视野和格局，也要时刻持守和保有中国立场，不拘泥于西方学术的框框架架，使西方的学术为中国的研究服务。他的学术“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得他具有超乎寻常的学术敏锐性和判断力。
　　20世纪是一个中国学术全面更新、不断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建构与发展的时期。面对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时代变迁，钟敬文都能审时度势地带领中国民俗学勇毅前行、发展壮大。他始终都站在时代前沿、学术潮头为中国民俗学鼓与呼。他的《前奏曲——〈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专辑〉前言》（1934）一文，在全新世界大势和民族国家意识中响亮地倡导一系列相关新型学科在中国的创建与发展。他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1950）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和人民立场，重估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的历史、社会、文化、文学、美学价值，对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有理论奠基之功。在近80年的学术生涯中，钟敬文在一些重大的学术机遇期、学术发展窗口期、学术转折期，都能为中国民俗学发展“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顺应了时代潮流、抓住了时代机遇。
　　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学术主张
　　20世纪30年代，随着钟敬文学术思想的定型和成熟，他不拘泥于西方民俗学的学术结构和框架，首先在民俗学之外提出了民间文艺学，随后又提出了民间艺术学、工艺学。他是从民间文化所包括的全部对象来建构学科、建设学术的，当一门学科覆盖不了，就建构一门新的相近的、延伸的、相关的学科来补充之，从各个角度、方向、层面进入，实现对民俗文化的全面、整体研究。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对于西方传入的民俗学，钟敬文没有否定它的西方性，也不否定它的学科独立性，但是对于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他响亮地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学术主张并著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为中国民俗学发展作了树标杆、壮筋骨的规划。其中，有这样几个世界性的观点和论证：第一，中国民俗学派是世界民俗学中的中国学派，这是世界民俗学看中国民俗学的正确的定位，我们过去无此自觉，今天需要这种学术自觉，而且需要理直气壮地予以标志。第二，中国民俗和民俗学前史具有中国特色，也在世界民俗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第三，“只有民俗学是一国性的”，“在学术上更应该具有中国的特点。中国民俗学者应该认识到它，并去发展它”。中国学派不是自闭于世界，而是参与世界民俗学的一个路径。第四，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把中国的多民族一国民俗学建设好，就是对世界文化史宝库的一种丰富”。第五，中国民俗学研究能给世界文明带来好处，“我们的研究，不仅是为民族的，也是为世界的”。第六，建设中国民俗学派要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积极学习、消化、借鉴西方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有益成果。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