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卿（1113—1186年），字应求，号六梅，宋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被誉为“南渡名宰相”。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陈俊卿登进士第，授泉州观察推官。历高宗、孝宗两朝，官至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左相，在宋孝宗时期是一名重要的政治人物。陈俊卿一生坚持清廉为官，节用爱民，却屡遭排挤几度出知地方，但他始终秉承正义，不附权贵。淳熙十三年（1186年），陈俊卿去世。宋宁宗题写了“清忠亮直”的牌匾来褒扬陈俊卿清廉正直的品性。
　　清风峻节、刚正不阿。宋高宗时期，秦桧把持朝政十几年，权倾朝野，结党营私。陈俊卿为人耿直，从不阿附权贵。他在绍兴八年进士及第高中榜眼时，就没有按当时惯例，去拜会丞相和权臣。陈俊卿不忘家仇国恨，一直主张对金作战，与秦桧的主和策略背道而驰。秦桧“察其不附己”深感不满，一直打压陈俊卿，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死，陈俊卿才被召回朝廷，担任秘书省校书郎一职。陈俊卿不参与同僚宴请，也不接受他人馈赠，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为官，一直秉公正直，廉洁节俭。福建莆田陈氏家风十分严谨，陈俊卿深受影响，只结交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他在当时与朱熹、林光朝等理学大家私交甚笃。陈俊卿生活十分俭朴，史书中记载“自奉甚约，食日一肉，而一衣或二十年”。在南宋时期，一来由于社会经济相对富足，二来很多官员都常常谋私贪腐、聚敛财富，所以他们死后都为子孙留下万贯钱财、良田屋舍，《宋史》中形容“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而陈俊卿留给子孙的只有一首《示二子》，他在诗里写道：“遗汝子孙清白在，不须厦屋太渠渠”。诗句简洁直白，就是要告诫子孙，生而为人，身外之物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身清白。
　　举善荐贤、指佞触邪。在南宋时期，官员的选拔任命有三种方式：科举、任子、推举。科举制度相对公平，而任子和推举有很大的主观因素。当时朝中不少官吏私德不修、不学无术。陈俊卿反对举荐不正风气，向宋孝宗推选了很多品行俱佳的官员。他推荐的原则不是为己所用，不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势力和地位，推选官员不看中个人家世，而更在乎官员自身的品德和才学。他还劝诫宋孝宗要知人善用、稳固朝纲。陈俊卿多次推选杨万里、张浚、朱熹、虞允文等有才学之人。虞允文主张积极对金作战，一心想收复中原。而且有勇有谋，赢得了“采石大捷”，后又收复巩州。他在任四川宣抚使兼知枢密院事期间依旧心系光复大业，积极整顿军队，裁去老弱残兵，重新招募新兵挑选良将，在军中节衣缩食，为随时抗金做准备。陈俊卿考察到虞允文为可用之人，乾道五年（1169年），推举虞允文入朝为枢密使。陈俊卿在推举贤能的同时还公开反对佞臣。《宋史·陈俊卿传》中提到“孝宗志恢复，特任张浚，俊卿斥奸党，明公道，以为之佐。洎居中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盖其立志一以先哲为法，非他相可拟也”。曾觌、龙大渊二人学识浅薄，擅长谄媚逢迎，他们在朝中为官时公然索贿，卖官鬻爵，拉帮结派，危害朝纲。陈俊卿不止一次上章弹劾二人。乾道元年（1165年），陈俊卿面见宋孝宗再次弹劾、控诉曾觌、龙大渊的罪状，最终二人被逐出朝廷。
　　忠心赤胆、忧国忧民。陈俊卿在朝为官时尽忠直谏、秉公执法。虽然多次被排挤、被迫害，但是他始终正道直行，以国事为先。陈俊卿每到一地，都积极考察民情，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着手改掉不合理的地方政策。福州地处沿海，陈俊卿在出知福州时，知晓当地海盗猖獗、抢劫商船、骚扰居民，福州百姓不堪其扰、深受其害后，采取积极的打击海盗措施，激励将士与海盗作战，最终平定了周边一众海盗，还给福州百姓一片安稳平静的海域，赢得了福州百姓的口碑。陈俊卿在任知建康时，深知百姓赋税沉重、生活不易，他便从自身做起，拒绝浪费、勤俭节约，同时积极向上谏言免除苛捐杂税，被百姓铭记心中。《宋史·陈俊卿传》记载“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来。为政宽简，罢无名之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