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老父亲李光华于2012年2月18日仙逝，享年89岁。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次子。叶落归根，我们把老父亲留在香山脚下，那里有我的祖父母、伯父和姑姑，父亲在那里该不会寂寞。
　　在从八宝山送别父亲回来的路上，看着连绵起伏的北京西山山脉，回忆起儿时父亲带着我们在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樱桃沟、八大处、温泉、冷泉山中游玩，在漫山遍野的疯跑中度过的每一个快乐周末时不胜唏嘘。
　　1960年，我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北京。那年我4岁，4岁正是记事的年龄。所以，我的记忆是从北京开始的，最清晰而又形象的记忆是香山。
　　4岁，我第一次登上香山主峰“鬼见愁”。在盘旋的山路上，我受到游客们无数次的表扬。这大大地满足了我懵懂的虚荣心——爱山，从此开始。
　　而对香山的热爱则是从香山慈幼院（简称香慈）开始的。因为父亲的介绍，香山脚下的香慈校舍部分是我的西山记忆中最为丰富和难忘的部分。
　　记得儿时进香山公园大门之后常走的是两个方向——以勤政殿为始发地，向左是去攀登“鬼见愁”，向右是看香慈校舍，看眼镜湖。每当向右方向走过一段小弯路后，一片片建筑展现在眼前。这时父亲就会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男校……这是女校……那是蒙养园，你叔叔在蒙养园住过。这些已经有些破败的建筑和绿色油漆已经开始剥落的门窗，都让我对父亲眼中的香慈产生无限的遐想。香慈男女两校宿舍以校训“勤、谦、俭、恕、仁、义、公、平”命名。男生编勤、谦、俭、恕四村，女生编仁、义、公、平四村。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醒村住的都是夜里尿床的学生，我也住过。”我好奇地问：“您尿床吗？”他说：“我不尿床，可是不知道那时为什么安排我住在这儿……”父亲在香慈虽然仅仅3年，而这短短的3年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27年，祖父李大钊就义后，祖母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回了故乡河北乐亭。父亲在乐亭老家读小学。毕竟，我的伯父和姑母都曾经在北京孔德学校读书，而农村教育和北京的教育差距之大是非常明显的，一贯重视子女教育的祖母心有不甘。
　　1934年，经过多方联系，在饱经颠沛流离之后，父亲和他的弟弟（即我的叔父）李欣华一起作为正生进入了香山慈幼院学习，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段生活。
　　香慈，对于父亲来说，不仅仅是在接受高水平的正规的小学教育，而且它的教育理念、师资力量、周围环境等对父亲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酷爱音乐的父亲曾这样回忆香慈的生活：“如果将我的大半生比作欣赏一场音乐会，那么，在香慈的那段生活则是这场音乐会中最优美动人的一章。”
　　父亲故去后，我经常回忆和父亲在一起的难忘的日子、有趣的事情，以及父亲的爱好和秉性，发现香慈培养了他对文学和音乐的爱好，而文学和音乐带给了他开阔的胸襟和高雅的情趣。香慈使他热爱自然、崇尚运动，更重要的是香慈给了他家的温暖、感情的寄托和精神的归属。父亲的口琴吹得很好，会震音、会共鸣、会模仿手风琴的效果。后来，我才知道吹口琴在香慈二校男生的音乐课上是必修的。他说：“当年的口琴都是木质的，吹时间长了嘴会发胀，把嘴都磨破了。”父亲不仅口琴吹得好，歌儿唱得也好，是男高音。在家里、在野外，甚至在行走的路上，随时都可以引吭高歌。他喜欢那种抒情的、意境幽远的歌曲。
　　每当我们在香山公园攀登“鬼见愁”，途经静翠湖时，父亲都告诉我，那是他们游泳的地方。经过眼镜湖时，他又告诉我，那是他们学滑冰的地方。此时，我的眼前肯定会浮现出一群快乐的孩子，脚蹬简易冰鞋在湖上呼啸穿梭的情景，甚至想象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笨拙的身影——那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第一支口琴、第一件泳衣、第一双冰鞋都是父亲亲自为我选购的。口琴是国光牌的，泳衣是红色泡泡纱做的，冰鞋是黑色的。遗憾的是，我的口琴水平永远赶不上父亲，游泳的水平仅限于不被淹死，而滑冰的成果也仅限于在未名湖上的考试成绩勉强及格……当时的我并没有感觉到父亲为我提供的这些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回忆起来，父亲是要将他认为美好的东西传递给我，因为这些都是他记忆的凝结。
　　父亲在香慈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快乐的3年。与他凄凉的幼年时光相比，此处使他更感受到了在别处感受不到的温暖。这种温暖不仅仅来自师生之间的温暖，也不仅仅是同学之间的温暖，更令他难忘的是一种胜于亲情和友情的感情——那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心灵相通的同志加兄长般的关爱。
　　袁拙农老师，本名袁鸿业，生于1899年，河北省深泽县北袁庄村人。在保定育德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保定第二师范，毕业后在北京、正定、无极等地教过高小。1935年秋在香山慈幼院任史地教师，因宣传革命于1936年春离开学校。当时，我父亲在读五年级。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袁老师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年后，他还怀着对这位老师的深情写下了回忆袁老师的文章。父亲曾经说，袁老师肯定是共产党。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有一次在听袁老师讲中国革命史的时候触动了他内心最深、最痛的感情，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袁老师走到他身边，抚摸着他的肩膀对他说：“不要难过，要坚强！”在父亲心中，这是一个革命者对革命先辈遗孤的一句发自肺腑的关怀和鼓励。就是这一句话深深地温暖了父亲年幼的心，使他感受到了一种思想的沟通和灵魂的依靠。父亲的感觉是对的。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上网搜索到了袁拙农这个名字和他的家人在《袁氏家谱》中记录的他的事迹。原来他早在1923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受祖父精神影响的共产党人，离开香慈后在中共河北省委任职。40年代初，他在北平等地做地下革命工作。1944年秋不幸病逝，年仅45岁。也许是他在香慈工作的时间太短，家中亲属并不清楚他的这段经历。但是从他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热情如火的精神可以断定，他——就是父亲爱戴的袁老师。我这样想象，如果袁老师能和家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和平环境中再次相见，那将会是多么感人的场面，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也是父兄般的情谊，将会绵长而深厚。
　　父亲在香慈小学毕业，1937年考取了北平当时最优秀的中学男四中。据说放榜的那天他不敢去看，在我二姑的鼓励下鼓足勇气去看录取榜。他是从最后一名往上看的，不知道是越看越有信心还是越看越绝望，终于在看到第27名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雀跃回家。然而，就在那年夏天爆发的七七事变，使他再也没有机会坐在男四中的教室中学习了。此后他参加了冀东暴动，再后又去了延安，走上了一条与自己的设想不太相同的人生道路。
　　香慈，对于父亲来说是最美好的一段生活；而对我来说则是寄托对父亲思念的地方。走在香慈校园路上的我，联想最多的就是一个小姑娘听着父亲讲当年的故事，这种感觉久久地在心中萦绕，挥之不去……
　　（作者生前系原中央党校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