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参与社会教育等职能。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很早就认识到图书馆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意义和作用，并为图书馆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例如李大钊，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还被誉为中国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奠基者、出色的大学图书馆领导者。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在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制度建设、图书馆功能开发等方面都有鲜明的见解和显著的成就。那么，李大钊是如何做好图书馆工作的呢？
提高自身业务工作能力
　　图书馆是一个信息和知识高度密集的场所，一座图书馆的运转，背后需要有理论、技术、方法的支撑。李大钊是一个对工作和事业极端负责任的人，自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后，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如果缺乏专业知识，仅凭满腔热情是办不好图书馆的，所以他十分注意吸取国内外图书馆管理的先进经验和理念。在他刚接手北大图书馆工作之初，就很快参观访问了清华学校图书馆，及时引进一些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效果。同时他积极和在国外的一些学者联系，请他们介绍国外一些图书馆的管理状况。另外还注意从书本上学习，了解掌握了诸如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外图书馆的情况。由于他能够及时、虚心、广泛地学习国内外办馆经验，刻苦钻研图书馆学，从而能迅速地对图书馆事业有了深刻的认识，又通过实践体会总结升华成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先后发表了《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等一系列图书馆学方面的论文，成为最早从理论上对我国图书馆，尤其是学校图书馆进行理论研究的学者，对我国图书馆学的早期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重视对馆员培养培训
　　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职能，需要有受过专业教育的图书馆员。因此，如何获得合格的馆员，成为做好图书管理工作的关键，这也是国际范围内普遍设置图书馆学学科的原因。通过研究，李大钊发现美国在1903年时就已有十几所师范学校开设图书馆学知识的相关训练，这一点十分适合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引进。1921年12月，他在《晨报》上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介绍了美国17所图书馆学校的沿革、学制、课程等方面的情况，又结合国内当时的状况，及时地提出了培养和训练图书馆专业人员的问题。李大钊希望国人能够吸取借鉴国外图书馆员训练方面的先进经验，及时改变观念和现状，为较为广泛地开展独立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创造条件，培养出具备条件的、合格的、具有时代精神的馆员，以便加快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李大钊明确指出，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发展图书馆事业，关键是要发展图书馆学教育，要在高等师范兴办、添设图书馆专科或简易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李大钊身体力行，在1920年暑期承担了北京高等师范举办的图书馆讲习会“图书馆教育”课程的讲授工作。这是我国图书馆界首次举办的讲习班，在我国图书馆教育事业中具有开拓性和示范效应。
加强图书馆制度建设
　　李大钊在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全面系统地改革和整顿图书馆管理制度，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大钊吸纳和参照当时发达国家的理念与治理模式，倡议和推动了北大图书委员会的成立。委员会既是咨询机构，又是决策机构，这使北大图书馆的发展有了权威性的学术决策保障。书刊的订购是图书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北大书刊订购都要先提交给图书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才能购买。这避免了图书馆书刊订购的盲目性，逐步建立起高质量和适用的藏书保障体系。
　　李大钊非常明确，收集、管理和提供好书刊是图书馆工作的根本。他主张各类图书兼容、中外文化并存，为此，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基础建立了西文新式卡片目录，中文图书虽仍按经史子集分类，但增设了地理、丛书、类书、科学几类。编出书名、著者、类别三种卡片目录，形成多种检索途径，方便了读者借阅。李大钊认为旧图书馆采用文库式，取书的手续非常麻烦，因此提倡开架阅览，应该“节省无谓的手续和虚费的时间，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
　　李大钊用两年多时间，参照国外管理经验，拟订了《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体现了很高的管理水平，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史上的重要文献。虽然北大图书馆在1906年就制定过《借书规则》和《阅览规则》等章程，但一直未能认真实行。李大钊上任后拟定了《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提出以“为谋大多数人阅览便利”为目的，限期还书，加快图书流通，提高图书利用率；规定贵重和稀有的书籍，“仅得在馆阅览”，既利保存，又方便读者，并将借阅规则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布。这样，借阅制度逐渐完善，有效提高了北大图书馆图书的利用和周转率。
　　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北京大学还调整了图书馆的组织结构：“图书部加请西文图书主任，中文图书主任，古物美术品主任各一人，辅助图书馆主任，分管各该管事务。”其中西文图书主任由图书部主任兼之，从而构建了北大图书馆三大模块式的组织建制，这种适合北大特点、具有北大特色的组织结构，为北大的教学科研提供了文献服务的保证。在李大钊的努力下，北大图书馆的馆藏结构、管理与服务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成为一所当时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的、有重要影响的现代大学图书馆。
不断拓展图书馆功能
　　李大钊十分注意听取读者的意见，出任图书馆主任不久，便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布告：“望同学诸君检查之际遇有不合，随时指告，必需力求改善。”希望从大家的意见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以便改进图书馆业务工作。1918年顾颉刚写了《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对图书馆的目录建设、丛书目录排列、图书借阅、取书方法等提出了中肯而尖锐的意见，并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建议。李大钊对这一意见书十分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获得了校内教职员工的肯定与赞赏。刘半农说：“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自从做了图书馆主任以来，没有一天不是很诚恳、很刻苦的想法改良。”
　　李大钊认识到古代图书馆与现代图书馆的性质完全不同，认为现代大学图书馆要服务好教师的研究教学，为学生学习提供好辅助性书刊参考，首先要成为“研究室”，因为只有研究、了解了学术，才能发挥出各种书刊的最大效用。要把图书馆变为研究室，还必须加强和改善全体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李大钊认为，如果职员天天办的都是些借书的手续，那么这个图书馆就不是研究室，变成借书所了。他首次在图书馆中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助教式”工作人员，“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
　　李大钊非常注意发挥图书馆在研究和传播先进文化中的优势。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图书馆内设“亢慕义斋”（“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的中文译音），藏有中英文的马列主要著作60余种。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成为当时中国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许多进步青年都把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来这里听李大钊介绍新的思想，在他的指导下共同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图书馆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这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划时代转变。
　　总之，李大钊所学专业虽然不是图书馆学，但受聘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他以图书馆实际工作者和管理者的身份，通过学习研究相关专业知识、革新北大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发表图书馆学演说、讲授图书馆教育等方式，对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进行了较早的系统探索。他还积极推动了中国图书馆界的第一个协会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并当选为中文书记，与职业图书馆学家们一起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发展，也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制度建设树立了成功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