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位被誉为党内“红色教授”的重要领导人，他既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宽广胸襟，又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的深厚理论造诣，他，就是张闻天。他追寻真理，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对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中央党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与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1933年1月3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31次常会决议：“与中共中央局及全总执行局合办苏维埃党校，并通知各地选送苏维埃班的学生。”以此为契机，中央高级党校创办工作提上日程。
　　1933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的决议》，要求“委托中央宣委考察党内教育系统概况，且拟定加强党内教育工作的具体建议，在中常委会讨论”。在1933年年初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局中，张闻天担任常委兼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分管党的宣传工作，因此，“加强党内教育”和“创办高级党校”的工作自然就由张闻天来具体负责。
　　1933年3月13日，党的最高级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江西瑞金创办，共设党的建设、工人运动、中共党史、自然科学常识等10余门课程。4月9日，张闻天具体讲授《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此外，张闻天还在党校作了《广州公社》等专题讲座，深受学员欢迎。
　　1933年4月下旬，继任弼时之后，张闻天出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第二任校长，对学校的全面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将学校的办学宗旨定为：培养无限忠诚于党、忠诚于工农大众的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总结亲身革命经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锻炼思想意识，使学生能够适应土地革命战争的需要，为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作出贡献。同时，张闻天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教学中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亲自为学校制定教学计划，出面邀请一些有实际经验的领导人来讲课，比如请刘少奇讲授《工会工作的理论及实践》、朱德讲授《游击战争》、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并亲力亲为地为学员讲授课程，其中以《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最系统、最有代表性。1933年在党校俱乐部以《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为题分6次（三大部分）进行专题讲授。1934年1月，8万字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讲稿由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出版，苏区中央局发行部发行，中革军委会印刷所印制，初版印行1万册。1934年3月，又由中共闽北分区委翻印，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本书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为加强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张闻天提议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亲自加以指导。同年11月，他先被聘为研究会文化研究组指导员，后受中国革命问题组邀请担任指导员。围绕中国革命问题这个题目，张闻天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形成了重要的研究与教学成果，对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全面支持中央党校的工作
　　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为了迎接新的形势，要扩大与巩固党的组织，大量培养干部。
　　1935年11月，中央决定恢复因长征而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与“中共陕北特委党校”合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强调，“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并十分清楚地阐述了培养干部的目标、方法、原则等内容。
　　在初到陕北那段艰苦动荡的岁月里，中央党校2次搬迁，先由瓦窑堡迁至保安县，10月，又迁定边县，和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这个时期，学员按成分编为普通班、高级班、研究班，并且设立少数民族班。1936年12月29日，张闻天在致周恩来、博古的电报中写道：“党校必须扩大，招收白区同志来训练后再派出去工作；党校与中央皆开往延安城。”1937年2月，中央党校迁往延安，学员班次不再按以前的普通班、高级班、研究班设置，而改为按照数字顺序编班。2月17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央党校工作，对中央党校的培养目标、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生活待遇、后勤工作等都重新作了具体的指示。1937年4月，李维汉任中央党校校长，在当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再次指出，“统一战线中更要提高马列共产主义教育，特别加强党校工作，培养能够深入群众的干部”。
　　为了提高干部学习质量，张闻天耗费极大精力亲自编写教材，组织翻译马列著作，主编党刊，为干部学习提供更多的可选资料。1937年冬，由他亲自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在延安铅印出版。当时，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干部学校都以这本书作为课本，深受广大干部欢迎。
　　1938年1月，张闻天曾两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党校工作。按照会议决定，中央党校成立了各学科研究室，课程设置进一步规范化。为了发展教员队伍，中共中央决定举办高级研究班，各门课程教研室都配有指导人，使他们能安心学习与教书。在1月30日的党校会议上，张闻天指出党校工作的成绩和现状，强调党校的干部要加强，教员班更要加强，要造成一座大熔炉来熔炼这些新干部，为后来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正规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积极推动全党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
　　1938年，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其中对党校教育进行了专门论述。为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有关干部教育的决议精神，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任命他为干部教育部部长，其后他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领导工作。为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工作责任，张闻天提出：“学习的领导属于各级宣传部；各级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学习状况并指导之。”“各级党委和政治部下的宣传部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这期间，不少对干部教育和党校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都是在张闻天主持下或者由他亲自起草的，为积极推动全党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陈云兼任中央党校校长。1939年初，中央党校由桥儿沟天主教堂迁至延安城北小沟坪，3月，干部教育部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对干部学习作了领导和组织上的准备，对在职干部学习的人员安排、学习内容等提出基本要求。5月22日，张闻天在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职干部学习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要有持久性和恒心”。这次动员大会极大地提高了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随即广泛开展起来。
　　1940年2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布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这是中共中央第一个专门阐述党校教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明确了16条办理党校的原则。《指示》开宗明义指出开办党校的重要性，“各地党的领导机关都应当办党校，加强马列主义教育以巩固并发展党的事业”。第十条明确规定党校教育方针：“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这也是张闻天在干部教育实践中始终贯彻的科学方法，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验来培养和教育干部。此外，《指示》中提出了党校的教学方法：坚持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学习中以个人自习为主，提倡民主作风。最后，《指示》中提出了党校的管理制度：党校内部的领导机构可实行党政合一，党委的负责人兼任校长，校长之下设总支委管理学校日常事务；选派得力干部担任总支书记，各班成立支部，为完成学习任务提供组织保证。同年初，中央接连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张闻天对干部学习的目标、原则、制度、课程、教材、学时、学员选调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标志着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已基本建立。
　　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对中央党校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文件。张闻天亲自起草了这些重要文件，并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文件进行讨论。随着各级党校的兴办，张闻天进一步提出党校正规化发展的要求。他指出：“应当逐渐使党校正规化，提高党校的质量，慎重挑选党校的教员。”这反映了张闻天对党校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同时也促进了党的整个干部教育朝着正规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从1933年1月走进中央苏区到1943年初离开延安，张闻天在中央党校的发展中不仅在理论上深刻阐述党校的重大作用，更难得的是他在实践上成为党的干部教育和党校事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为党和人民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人才。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