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子女。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父亲，不仅仅爱自己的子女，而且爱所有革命者的子女。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穷人都能翻身得解放，使天下的孩子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的父亲陈正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江西首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主政江西时，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在长征时，红军留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孩子都找回来。他和副省长兼民政厅厅长方志纯不谋而合，在吉安地区建立一所革命烈士子弟学校和一所工农速成中学，把这些由穷苦百姓帮助抚养大的孩子，放在这两所学校学习。首先是为这些孩子建立档案，供他们的父母来认领。无父母认领的，视为烈士子弟，留在学校继续培养教育。留校的孩子在高中毕业后，能考上大学的由国家公费培养，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没有考上大学的，由烈士子弟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统一分配工作。我父亲和方志纯常常到这两所学校看望革命后代。
　　我就是一个被父母找回的孩子。1933年10月，我出生在红都瑞金，1934年10月，父亲留在赣南打游击，母亲跟随中央红军长征。他们离开苏区前，把刚满周岁的我寄养在老乡家里。直到1949年8月瑞金解放后，父亲才派警卫连指导员，把我从养父家里接回来。当时我的大哥陈永生、大姐陈春生、大妹妹陈宜生，都留在农村，但处境各自不同，一时还未找回来。我的大弟弟陈迪生和小妹妹陈延生在汉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学习。所以，把我找回来的这段时间里，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一个人在父母身边。
　　我从瑞金农村回到南昌，从第一天晚上就开始同父亲睡在同一个房间。我睡下后，父亲有时过来摸摸我的头，摸摸我的脸。一股幸福的暖流，温暖着我的全身。我热泪盈眶，这种喜极而泣的幸福感，难以用语言表达。
　　此后，父亲外出作报告，或者参加庆祝活动，都会带着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到八一革大作报告，他让我同警卫员坐在一起听他作报告。至于他讲的什么内容，我基本上没有听懂。因为父亲讲的是普通话，而我讲的是赣南瑞金的客家话。父亲周围的工作人员都是南下的东北人，我跟他们接触多，后来和他们学了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到八一公园参加一个纪念活动。那时的八一公园很简陋，主席台是用木头、木板临时搭建的。摆放一张桌子，父亲站在桌子前讲话。
　　父亲要我参加这些活动，就是要我融入新社会、了解新中国，开阔新眼界、增加新知识，包括尽快学会普通话。
　　母亲对我的关爱主要体现在生活上。我从瑞金回来的第二天，母亲就叫裁缝给我量尺寸，做了一套新衣服，还有一顶帽子。她还带我到胜利路商店买鞋子和生活用品，送我到省军区医院检查身体和治病。刚从农村回来，我几乎全身都有病。沙眼、肺病、寄生虫、营养不良、贫血……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的身体好多了。一年后，我的个子长到1.70米。
　　母亲也很关心我的学习，为我联系了一所小学，插班入学。那是1949年10月，我们国家还没有推广普通话，老师讲课用的是南昌话，由于语言不通，我完全听不懂，只好退学。回家自学时，看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练习写字认字，不懂就问妈妈。天冷了，母亲给我做了一条棉褥子。这条褥子我一直用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有了工资以后，我才换了被子和褥子。
　　记得在那年10月下旬，父亲要我陪同去湖南。那时候，湖南刚刚解放，社会治安很不稳定，土匪还不少，公路也不好，一路上全是沙石路面。我们乘坐吉普车和卡车，一路上风尘仆仆，车上的人都很安静，保持高度的警惕。
　　可我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放牛娃，缺乏军事训练，更不懂得军队纪律，一旦内急，我就提出要下车撒尿。父亲说：“不行！这里是山谷，不安全，难免有土匪。憋着吧！”走出山谷，出现了一块平地。我又提出要下车的要求。父亲同意了，大车小车的人通通下车方便。之后，上车继续前进。自此以后，只要坐车行军，或者坐车远行，上车前我都不喝水，免得给大家添麻烦。
　　傍晚到长沙，休息一天后，第二天晚上，我们继续起程坐火车到了汉口。由于工作需要，父亲在汉口停留了一段时间，这样使我和父亲有了很多在一起的机会。父亲休息时，让我陪他散步，聊聊天。父亲开会时，让我在卧室的桌子上练习写毛笔字，父亲有空时也会亲自教我如何写毛笔字。父亲的书法很好。
　　父亲非常关心我的学习。谭政的夫人王长德办了一所小学，父亲想让我去她那里学习。父亲拉着我的手拜托她，“我这个儿子瑞生，当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把他留给当地老百姓抚养。今年已经整整16岁了，耽误读书了。收下他吧！”
　　王长德校长爽快答应了。我父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语重心长对我说：“瑞生，你到学校要好好听王校长的话，好好学习，赶上去，尽早毕业上中学。”
　　1950年春天，我和宜生妹妹、广丽表妹一起去汉口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读书。入学前，学校出了语文题和算术题让我们答。根据我们考试的结果，指定我上二年级，宜生和广丽则上四年级。因为她们从农村出来之前一直是上学的，而我在农村早就失学了。从年龄来说，我比她们大三岁。这让我感到很羞愧。
　　人的命运不是注定的，是可以通过发奋图强改变的。父亲在我的一把折叠扇面上题了一句话勉励我：“有志者事竟成”。这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我们这所学校的校长、教师、后勤行政人员，全部都是军人，只有个别老师是从地方聘请的优秀教师。班主任老师对我特别关照，每当我遇到学习上的困难，她都会不厌其烦地指导我。我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学习成绩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我还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二年级上学期一结束，老师要我跳班上三年级。我在这个班仍然是年龄最大的，但同学们对于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大哥哥没有任何歧视，还热心帮助我，使我在学习上迅速赶上进度。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的飞机多次飞到武汉进行轰炸，严重威胁学校师生的生命安全。同年底，我们学校迁到江西九江的庐山。
　　父亲对四野干部子弟学校非常关心。他尽地主之谊，凡是王长德校长提出的困难问题，他都热心帮助解决。
　　我1953年7月从四野干部子弟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入学考试，并被顺利录取了。这所中学是三年制，分文科和理科。我参加文科班的学习。这个学校主要培养参加过工作的工农干部，所以学生年龄都比较大。班长的年龄比我大十几岁。我不到20周岁，成了班里最小的学生。
　　在这所学校学习时，父亲经常给我写信，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给我寄了一本《马克思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要我好好读这本书，读完以后，传给姐姐、弟弟、妹妹看。父亲希望我们思想和行动上积极进步，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
　　我在父亲的指导下，经常学习党章，阅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书籍，特别是认真阅读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等，这些书籍大大加深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激励我不断进步。
　　通过党组织的培养和父亲对我的言传身教，以及我自己的积极努力，1955年12月24日，校党委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和母亲。父亲对我说：“祝贺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是你们六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入党的。希望你戒骄戒躁，不断进步！”
　　1957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毕业了，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我成了我们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大学生，也是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毕业的第一个大学生。
　　这段岁月转眼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父亲对我的关爱和教育，一直激励我不断成长和进步！我每一个成绩和荣誉的取得，都离不开父亲的关心和激励！尽管父亲离开我们已经50个春秋了，但我对他的思念和感恩永远无尽！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