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事关中华民族发展大计。“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社会生育意愿不足的问题值得关注。具体分析来看，经济因素是拉高生育成本、抑制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多年来，我国一直强化生育医疗、教育等民生财政保障力度，致力于有效控制或降低相应成本，但高成本仍对生育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如生育养育直接成本高，入托难、入学难，以及生育与就业难以兼得所带来的机会成本高等等。因此，要提升社会生育意愿，财税支持政策需要在已有政策的基础上，瞄准成因、精准施策、降本提效。
　　生育决策既要考虑当下生育的直接成本，也应考虑未来养育和教育等间接成本。一是生育的直接成本高。生育成本包括住院、顺产或剖腹产以及部分产妇采用的无痛分娩费用，尽管我国生育保险（已并入医疗保险）不断完善，关于生产的费用基本全覆盖，但当前产妇青睐于无痛分娩，而公立医院无法充分满足广大需求，产妇只能选择费用高昂的民营妇幼医院。另外，双职工家庭普遍存在看护和照料人手不足等问题，如果产后去月子中心或雇用月嫂，则费用更高。
　　二是教育成本偏高。多年来我国持续加大教育财政投入，教育均衡化程度不断提升，积极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并逐步提升水平。但是，当前优质学前教育服务供给相对紧缺，特别是流动人口占比高、规模大的城市，流动人口子女顺利入托、入园还有一些难度。随着家庭经济条件改善、生育子女数量下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大部分家长的诉求和夙愿，为“不输在起跑线上”、在课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很多家庭选择加大教育投资来获取高质量教育服务，这就意味着家庭需要负担更多的教育支出。日常生活中，入托、入园、入学难和贵的问题，仍是家长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
　　三是生育决策的机会成本高。首先是生育与就业在部分情况下存在“不可兼得”的矛盾。有关报告显示，有相当数量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由此很多女性认为婚育会影响自身职业发展前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女性生育的顾虑。其次，养育孩子的潜在负担。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生育意愿较强的家庭也普遍担心多一个孩子将来就需要多一套房子，从而多一重潜在家庭经济负担。随着家庭养育子女数量的下降，追求高质量养育也就成了大多数家庭的选择，为此大部分家庭都希望为子女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育、高水平的教育，如果获得这些服务的成本偏高，自然就意味着大部分家庭需牺牲当前生活质量来支付潜在的养育、教育成本，这通常也会成为育龄人口不生、少生、晚生的理由。
　　健全财税政策提升生育意愿。要切实提升生育意愿，财税政策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加大力度，有效对冲生育养育及就业等方面的成本，努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一是加大补贴或财税优惠政策力度，有效对冲成本。一方面，探索实施具有普惠性质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对于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可完善分孩次的累加式专项附加扣除，必要时增加直接补贴，有效对冲相应成本。另一方面，探索构建全方位民生支持政策生态圈。探索实施鼓励生育的住房和税收政策，在购买商品房贷款、保障性租赁住房配租等方面给予多子女家庭适当倾斜，有效减轻多子女家庭的住房成本。另外，针对多子女家庭，尤其是在托育、子女教育、奶粉等消费领域，定向发放消费券，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二是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加大托育、学前教育服务的供给。首先，可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加大各地优生优育服务、公共场所设置标准化母婴室建设、普惠性托育机构建设等家庭生育抚育社会支持体系。其次，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保障范围，强化学前教育保障。再次，强化义务教育保障，使转移支付跟人走，加强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供给保障，切实解决上学难问题。
　　三是完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生育机会成本。首先，对严格贯彻落实生育相关休假制度的企业予以奖补。具体可按照育龄人口占比、落实夫妻双方生育相关休假政策的力度，通过生育支持专项资金对企业予以奖补。其次，通过发放稳岗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方式，消除企业承担女性职工因生育带来的经营成本。同时，支持企业开发适合照看孩子的女性灵活就业岗位，即当下比较流行的“妈妈岗”。例如，有的地方妇联定期收集有就业需求的女性信息，与附近用工需求旺盛的企业统一对接，与企业一起开发可弹性工作和柔性管理的岗位。再次，完善制度政策，加大对灵活就业女性的生育支持。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达2亿人之多，工作时间长甚至没有“四险一金”是大多数女性劳动者的职场现实，她们很难得益于现有针对正规就业人员的生育支持政策。因此，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做到对灵活就业人员全覆盖。同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卫健部门针对灵活就业女性开展计生、优生优育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