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发生在北宋神宗时期，由宰相王安石发动的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且从庙堂到江湖全部牵连其中的社会改革运动。改革开启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结束于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司马光拜相后的元丰八年（1085年），前后16年有余，由于时间长，牵涉面广，牵连的人多，斗争激烈，为此掀起的滔天巨浪对北宋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议由来已久，至今不断。一些人以司马光的自请离朝为据来评价变法的优劣，一些人以苏轼反对变法结果一辈子遭贬为由来判断变法的对错，更多的人则因为变法带来无休无止的党争倾轧而谴责王安石变法为北宋灭亡的祸根，虽然梁启超、邓广铭、钱穆、柯昌颐等历史学家曾深入细致地评价过、肯定过王安石变法，但争议从来就不曾停止。
　　那么，究竟如何去分析、理解和评价变法，如何看待司马光和苏轼在变法中的态度和作用呢？
　　变法是否必要
　　改革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因为到了宋神宗的时候，曾经风光辉煌的宋朝，已经不再是当年宋真宗、宋仁宗那个繁华盛世了，更不是宋太祖、宋太宗那个彪悍勇武的血气时代了。到宋神宗继位的1067年，宋朝已经建立107年，它经历了奋斗，有过繁荣，也遭遇过挫折，此时，它出现了一切耄耋之年老人都可能出现的问题：臃肿、衰老、疾病缠身。最突出的就是内部行政机构多、人员多、财政负荷重，收入却既少又难收，入不敷出到了让人焦虑的程度；军队人员多而战斗力弱，败绩连连，面对西北西夏、北方辽国的侵扰，只得花钱买和平，不但丢银子，而且丢面子。
　　那么，这种内忧外患、进退维艰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当然原因众多，如奢侈无度，如财政乏力，如庸官太多，如良将太少，等等。但还有一点，却可以追溯到宋太祖建立的所谓“祖制”。宋太祖是以武将身份、武力威逼夺权上位的，但上位后的他却特别害怕别人效仿，为了断绝这种可能，他一方面全力对内加紧统一中原而放松了对外族的防御，另一方面以“杯酒释兵权”夺取了武将的兵权，又以“禁旅更代”消除了地方的威胁，再以“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无限拔高文人地位，重文轻武，扬文抑武，最后形成紧内而虚外的局面。
　　从太祖、太宗到真宗、仁宗，他们无一例外地给文臣们以优厚的待遇和毫无节制的赏赐，使那些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文人们轻松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和财富，形成了新兴的官僚地主阶层。北宋统治者不但厚待这些文臣本身，还通过“恩荫制度”，将高官厚禄赏赐于他们的亲族子孙，泽被后世。宋仁宗在位时，每年用于赏赐文臣的钱物高达百万钱之巨，时任谏官的司马光曾三次上书谏阻，提出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们将赏赐的钱捐献营建山陵之用。然而，宋仁宗拒绝了司马光，继续大把施恩。宋朝优待文人的政策，既造就了文化的繁荣也带来了百姓的困苦。皇族和文官们并不从事体力劳动，所有栉风沐雨的辛苦劳累，都转嫁到了老百姓的头上，在无休止的压榨下必有山穷水尽的一天，当老百姓被压垮了、榨干了，朝廷的危机就来了。宋神宗上台以后，面对内忧外患，改革变法几乎成了唯一可能的选择。
　　变法是否有成效
　　当宋神宗以20岁弱冠之年登上皇位的时候，他并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想到要变法的，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那些志得意满的文人士大夫们还醉心于吟诗作赋对酒当歌莺歌燕舞的时候，头脑异常清醒的宋神宗已经在物色变法的操盘手了。
　　而这个角色非王安石莫属。王安石一直想做一个熟悉民情，通透实务，扳转国运的国之栋梁，他是从县官、州官、郡守，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干起来的，每一个地方他都竭尽全力，大胆施政，政绩斐然。这正是宋神宗要找的人。
　　宋神宗要“励精图治”，王安石又是一个“有志于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人”，于是便有了君臣的一拍即合。自熙宁二年到元丰八年，在宋神宗的强力主导和支持下，王安石先任副宰相（参知政事），后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牵头组织了一场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于危亡之际的改革，史称“熙宁变法”，亦称王安石变法。
　　针对生产落后、国库空虚、军备孱弱等问题，王安石先后提出和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裁兵法等一系列变法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改良了全国的水利设施，提高了灌溉能力和生产能力，单开封府每年就增产谷物数百万石；《宋史·食货志》载，自熙宁二年至九年，通过变法在全国发展生产而修建成的水田、民田、官田合计36万多顷。青苗法的推行，减少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募役法增加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这些改革发展了生产，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局面。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都是对财政的改革，通过这些变法，国库收入迅速增加，国库积蓄后来甚至达到可供朝廷内外20年用度的巨额。而且，这里不单单是钱，钱币之外，还有大量的谷物。《宋史·安焘传》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可以说，到了神宗手里，宋朝一度扭转了积贫的局面。在军事方面，保甲法维护了农村治安，建立军事储备。保马法、军器监法增强了军备。裁兵法提高了士兵素质。将兵法增强了军队战斗力。因此，积弱的情况也有所改善。
　　可见，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积弱的局面，带来了生产的发展，府库的充实，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神宗朝所面临的诸多弊病，无疑是一剂良药，取得了实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王安石的变法，才使赵宋皇权得以延续、延长。
　　司马光为什么反对
　　之所以把司马光和苏轼单独拿出来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参照系”，是因为对于变法来说，司马光和苏轼二人，一个决定了变法在官方（历史）的评价，一个决定了变法在民间（文人）的评价。这两个人，生前给变法设置了最大阻力，后者是在死后以其一生贬谪经历而为变法树立了生动的反面实例。
　　王安石变法效果日益显现的同时，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中虽然一般老百姓的负担没有增加，但地主、官僚、商人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地主阶层，他们购买了广阔的良田，以前因为政策优待，不要交税，甚至人家的田地借他们的名义耕种也不要交税，但王安石变法之后，不但田要交税，还要抽丁为公服役，不想抽丁便交钱免役。
　　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许多是享受惯了优越、过惯了不劳而获日子的大官小吏，因维护自己的一己私利而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而在资历与名望上与王安石相当的司马光，便起到了这样一个带头激烈反对的作用，并且以自请离朝、挂冠闲居而表达反对和不合作的坚决态度。当新法实行时，满朝大臣中以司马光为代表，几乎齐声唾骂。元祐后，司马光东山再起，把新政不管好坏对错一概废除，将推行新法的所有要员一律放逐。
　　以司马光为首的文官为什么要反对变法呢？一是文官群体是既得利益者，王安石变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二是他们坚持儒家正统，反对一切挑战所谓正统的改革举措；三是王安石在变法中贬谪了一些以前有名望的勋旧大臣，这些在政治上因之失势的人必然反对；四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基层官吏从中有渔利之举，也给反对者留下了把柄。总之，司马光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北宋文官系统对王安石和变法的评价。
　　苏轼的态度和遭际
　　作为一代文宗，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可谓文采一流、胸襟一流，但他在治民执政的能力上，则远不如王安石的细致严密、经纬有方，在政见上与王安石也不同。苏轼在朝野中的声誉，也影响到了官方、民间和后来的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判断。他的那些追随者，便因此把苏轼也“想象”成了反王派、反变法派。但是在对于变法和王安石的态度上，苏轼与司马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苏轼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批判精神，对官场从不因利益而改变立场，从不加入党争，从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他虽然政治上非一流干才，但能客观且公正地批判当时的政治得失。他虽然反对一些变法主张，但对变法中利国利民的政策还是积极支持的。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受到放逐，但当王安石下台后，却和王安石成为了朋友。苏轼与司马光主张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他又指出新法不可废。他以事实作为判断的标准，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在变法中来谋求政治前途。所以，苏轼既不见容于变法一派，又不见谅于反对一派，变法派当政，他受排挤，反对派当政，他同样受打击，故一辈子颠沛流离，屡遭贬谪。而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却常常固执地认为他一生的颠沛流离是因为王安石所致。其实，苏轼贬官还与司马光和章惇有关，且在章惇手上贬得最远最惨。
　　苏轼不仅不憎恨王安石，反而十分敬重他。王安石去世后，他代哲宗拟的《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说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是何等崇高的敬意，又是何等公允的评价！
　　其实，从细节上看苏轼对王安石的态度，不仅没有看到苏轼对变法本身和王安石本人的批判，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这既是苏轼的人格所形成的，更是王安石和变法本身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