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琦，1918年1月生于山东海阳。卒年不详。1936年9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4月，任中共吴江县委员会委员、书记；1950年6月，兼任吴江县县大队政委、县独立营政委、县人武部政委；1951年7月，任中共苏州地方委员会委员、苏州专员公署副专员；1953年3月，任苏州专员公署专员；同年5月，任中共苏州市委常委、书记；1954年1月，任华东局组织部组织指导处处长；1955年2月，任党中央第四办公室工业组副组长；1957年2月，任党中央办公厅“后楼”工业组研究员；1965年8月，代理工业组长工作；1978年6月至1981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代理党委书记……
　　4月18日，记者在吴江同里镇参加“同里之春”国际旅游文化节期间，见到了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庆。闲聊提及“追寻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选题，王庆很感兴趣，约我们第二天到吴江市人民政府详谈。
　　19日8点刚过，王庆已在办公室等候。王庆告诉我们，他确定吴江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是鲁琦，为山东南下干部，其他具体细节知悉不多。这时，新闻宣传科长张洪蛟想起一个人——吴江市宣传部原副部长徐佑永。
　　今年70岁的徐佑永曾在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期间（1996年左右）与鲁琦有过接触，而且他参与了吴江文史资料的编写，对吴江党史部分较为熟悉。正如王庆所言，“吴江党史都装在他的脑子里”。
　　果然，见面伊始，老部长便为我们回忆起那个有文化、有谋略、有魄力的老县委书记——鲁琦。
　　稳定秩序 顺利接管
　　徐佑永先为我们介绍了吴江解放前夕的情况。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军队从前线溃退下来，途经吴江，四处骚扰。尤其是驻扎在吴江的国民党一二三师顾锡九部队，拉夫抢粮、敲诈勒索，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活跃在吴江地区，分别属于中共吴嘉工委、澄锡虞工委、苏锡吴工委和丹北工委4个系统。他们发动群众起义、组织护卫守备队，积极维护社会治安。
　　“在这些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1949年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29军87师260团进驻吴江松陵镇。也在当晚，接管政权的胶东、苏北干部93人也随军南下抵达了吴江县城。这些干部的负责人正是鲁琦。他早于1949年3月就在苏北如皋被确定为吴江县委书记了。”徐佑永补充道。
　　鲁琦刚刚上任时的吴江，社会状况比较复杂。据徐佑永讲，吴江县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虽然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前夕多次挫败了敌人的抢劫和破坏活动，但仍有一些重要档案资料被劫走和烧毁，一些重要物资也被转移，接管工作难度很大。
　　徐佑永说：“鲁琦是大专学历，而且在苏北接受过干部培训，领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强。他根据当时情形，果断地将接管工作确定为先城镇后乡村、先北后南逐步进行。他带领县委领导干部深入城镇、乡村，广泛地向各界群众，尤其是旧职人员宣传党的接管政策，责令限期移交。同时，还加强了对接管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执行政策的自觉性。由于方法得当，各项接管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
　　借粮献粮 清匪剿匪
　　鲁琦在接管吴江时，正处在解放军向南急进之际。为支援南下部队及上海战役参战部队的粮草供给，鲁琦带领县委干部发起了借粮献粮运动。
　　徐佑永告诉我们：借粮献粮运动中也遇到了一些阻力。由于一些干部对当地土地情况了解不够，政策掌握也不够适当、灵活，造成了土地多的城镇地主负担轻、土地少的农民负担重的不合理现象。更有一些大地主少报土地数，逃避负担。除此之外，由于工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队伍还没有形成，缺乏中坚力量，借粮筹粮只能依靠保甲长去执行。一些保甲长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按政府标准，也不向群众说明，强迫、命令群众交纳粮草。
　　这些情况引起了鲁琦的高度重视，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组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并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确定新政策：自田、佃田与租业田（地主田）分开负担，以市镇地方负担为重点，减少乡村农民负担；利用地主阶级自己组织的市镇筹借粮委员会，交付一定任务，查地归户，落实任务；争取教育较开明的地主和中小地主，打击个别顽固分子。如此一来，有效推进了借粮献粮工作。
　　“剿匪是鲁琦在接手吴江后开展的另一项重要斗争。”徐佑永介绍，吴江靠着东太湖，处于江、浙、沪交界的三角地区，匪情较为复杂。尤其是太湖土匪，由来已久，一直以来群众中都流传着“太湖土匪捉勿尽，民不聊生苦中苦”的民谣。在头两个月中，吴江各区抢劫案频频发生，而且国民党匪特和地方恶霸相互勾结，到处制造谣言，张贴反动标语，煽动、欺骗和恐吓群众。鲁琦采取了军政并进的方法，在军事清剿的同时，向群众宣传全国胜利形势，动员群众配合剿匪，建立情报网，监视土匪的动态。经过近两年努力，历史上长期蔓延的匪患销声匿迹。
　　创新方法 完成土改
　　徐佑永说：“我撰写文史资料时，曾经访问过许多当年跟鲁琦共事过的老干部，现在这些人几乎已经都不在了。他们对鲁琦有同一个评价：做事很有魄力！”
　　1950年8月，吴江土地改革开始，到10月中旬，为试点阶段。这一期间，由于江南农村地主分布的特点，土改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和平土改”“宽大无边”等偏向，有些干部存在顾虑，不敢大胆放手。还有一些农民对土改心存疑虑，怕“回山虎”，对土改不起劲。
　　“鲁琦的魄力在这里体现了出来！”徐佑永略显激动：“他亲自带领土改工作队到农村，访贫问苦，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举办农民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调动了农民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大胆创新，提出在土改中区别对待的原则。对那些罪恶深重、人民深恶痛绝的地主恶霸分子，采取人民法院公审结合群众大会控诉的办法进行；对于那些罪恶较轻的不法地主，则由农会组织，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在这种方式之下，农民的主动性和信任感都提升起来了。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吴江便摆脱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
　　（摘自2011年5月26日《中国县域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