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雅斯贝尔斯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以“轴心时代”学说为中心的历史理论。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发表演讲，系统阐述各种文明应交流互鉴的观点，特别提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轴心时代”的论题，给予高度评价。
　　“轴心时代”应该对全人类都适用
　　雅斯贝尔斯1883年生于德国奥尔登堡，1908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在海德堡精神病院工作，1922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20世纪30年代纳粹思潮甚嚣尘上，引发了雅斯贝尔斯对生命意义的深沉体验及如何使欧洲历史传统薪火相传的思考。在《罪责问题》中，他提出德国人民对大灾难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在国内受到责难和批评。1948年春，雅斯贝尔斯离开德国，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直到1969年去世为止。
　　在雅斯贝尔斯之前，西方不少学者曾对历史现象进行过思考。斯宾格勒将人类文明归纳为8种，汤因比提出21种文明说。雅斯贝尔斯对这些文化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样归纳历史，历史就没有统一性，没有结构。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世界历史只可以适合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
　　雅斯贝尔斯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史前时代，指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时代，标志是火的发现、工具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这是“普罗米修斯”时代，是全部历史的基础，人类在这一阶段变成了生物意义上的人。第二个阶段是古代文明阶段，发生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主要发生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国黄河流域。这一时期人类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了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了统治阶层和精神贵族，产生了使用同一语言、神话和文化的许多民族。第三个阶段是“轴心时代”，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出现在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奠定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赖以生存的人类精神的基础。“轴心时代”是一个伟大的、崭新的、创造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对历史有了认识，人的精神得到了第一次大觉醒。正因如此，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作“世界史的轴心时代”。第四个阶段是科技时代，这一时代从中世纪末以来就在欧洲孕育，17世纪在精神上成形，18世纪末开始发展，在20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类在这个时代拥有了全新的科学技术，又称“新的普罗米修斯时代”，但在精神方面仍然依赖于“轴心时代”形成的那些因素。雅斯贝尔斯还相信，在作为间歇期的科技时代过去之后，会有新的“轴心时代”的出现。
　　“轴心时代”奠定了人类精神的基础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黑格尔所说的世界文明的进步从东方转向西方、文明足迹从中国到希腊的这一演变顺序是不存在的。他认为人类文明具有同步性，几乎是在同时，在中国、印度、中东以及希腊这一地理轴心上，在思想上出现了辉煌的成就。雅斯贝尔斯指出：“世界历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发生的精神历程之中。那时出现了时至今日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人……非凡的事，都集中在这一时代发生了。”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在“轴心时代”获得了一种有意识的总体哲学视野。他明确提出：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雅斯贝尔斯关注到轴心期不同文明间的相互联系和共同的关注：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遇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人类历史的最大包容和最高统一。”
　　雅斯贝尔斯指出：这个时代产生了今天依然要借助于此来思考问题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宗教之源端。尽管“轴心时代”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经历的阶段，但“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突破所奠定的人类精神根基、传统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框架，至今仍然是人类几个主要文明体系中的价值和行为准则。在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启蒙、宗教改革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运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启蒙时代的社会契约理念等等，无一不是人们从“轴心时代”汲取精神力量的结果。雅斯贝尔斯强调：时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对“轴心时代”中国传统经典的阅读和想象
　　雅斯贝尔斯明确反对欧洲中心论，重视东方的文化，呼吁“我们再也不能置伟大的亚洲世界于不顾，将其看作是处于永久停滞状态下的非历史性民族”，要将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实现了突破，在精神上达到了跟西方一样的深度”。
　　纳粹上台后，雅斯贝尔斯在1933年被剥夺了海德堡大学的教职，禁止出版任何著作。在1945年雅斯贝尔斯夫妇即将被纳粹处决之际，美军解放了海德堡。他后来承认，他是在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阅读中度过纳粹黑暗年代的。“我很愉悦地徜徉在中国的精神世界中，感到在那儿存在着一种与我自己周围的野蛮状态相反的人性存在的共同本原，我对中国的人道精神产生了热爱和赞美之情。”在他看来，孔子、墨子和其他的中国哲学家们，游历中原，到处赢得促进精神生活的佳誉，并奠定了汉学家们所说的各学派。在雅斯贝尔斯的著作《大哲学家》中，收入老子、孔子等数十位东西方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性格孤僻，他在阐释老子哲学思想时，对老子在世间的命运和“孤独”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称赞《道德经》是一部不可替代的哲学著作。他对儒家学说也非常感兴趣，称自己“在儒家思想中发现了人道主义的共同来源，而这种人道主义对抗着我自身所处环境中的那种野蛮主义”。在给哲学家阿伦特的通信中，雅斯贝尔斯称“孔子给我的印象极深”，“他对我们来讲是取之不尽的”。在他的眼中，孔子是一位以“仁”作为其核心观念的哲学家，他希望“仁”不仅能够再次决定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还可以在一种真正的世界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人类交往”的特征。雅斯贝尔斯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在技术时代产生它自己的新的自由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