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泷冈阡表》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为其父所作的墓表，也是欧阳修的代表作品，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泷冈阡表》最后成书于熙宁三年，此时欧阳修已是64岁，平生历任两府，遍经风云，人生阅历亦在顶峰之间，完成此文两年后欧阳修辞世。这篇祭文不仅寄托了他对双亲的缅怀，也是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通篇体现了父母教诲对欧阳修一生为人为官的深刻影响。
　　为官者应清廉自守。清廉是欧阳氏一贯的家风传统。欧阳修之父欧阳观，49岁中进士，以廉吏著称。《泷冈阡表》中记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欧阳观去世时，儿子欧阳修只有4岁，家无余财，更显清贫，“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欧母只能带着幼子投靠任随州推官的叔父欧阳晔。关于这位叔父，欧阳修在《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中述其为人“严明方质，尤以洁廉自持”，《宋史·欧阳晔传》中对其品格，亦有清正善为的好评，是个不畏权势、不徇私情的良吏。长辈的榜样和幼年经历在欧阳修心中埋下了清廉的种子，待到他成年中进士，入馆阁后始终自持甚严。他在明道二年给挚友梅尧臣的信中写道，“京师侍亲，窘衣食，欲饮酒，钱不可得”，可见虽已为官，但生活依然清苦。皇佑四年，在给远任广西的侄子欧阳通理的信中，他告诫道，“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阙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安此为戒也。”当年欧母及叔父，都以清廉品行教导年幼的欧阳修，而后欧阳修又率先垂范，用自己的为官经历教导初入仕途的子侄，可见清廉自守的家训在欧阳氏门中的传承。
　　为官者应宽简仁厚。欧阳观眼疾颇重，阅读时眼纸间不过寸许。《泷冈阡表》中记载欧母对他的回忆：“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欧阳父深夜烛灯，伏案推求罪犯生死的一幕深深印刻在欧母心中，也借由母亲的教诲印刻进了欧阳修的生命里，“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欧阳修亦是“闻而服之终身”。如其在任西京留守推官时便效仿其父为死罪逃兵推求生路。又如其被贬夷陵时日夜翻看旧案卷宗，发现冤假错案数不胜数，为枉死者痛心不已，于是更加勤政，“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并一再告诫往来求教的文学之士“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读书者应以百姓福祉为念，不能本末倒置。及至被贬滁州，则进一步突显了他宽简的施政态度，但其所言宽简又非放纵官吏，废弛政事，而是指“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因此他虽“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但“所至民便之”，皆是一片祥和安乐之景。
　　为官者应直言敢谏。欧阳修做官最为直言敢谏，而这也离不开双亲教诲、家庭支持。《泷冈阡表》中记言：“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这是在景祐三年，欧阳修因在朝廷纷争中声援范仲淹触怒权贵而遭贬谪，母亲不仅没有责怪他，还开解了他，让他不要有顾虑，鼓励他效仿父亲为官的正气。欧阳修不只在范仲淹案中仗义执言，早在其初入馆阁时便为石介被贬打抱不平而写下了《上杜中丞论举官书》，直言“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的诤谏之义、为官之理。庆历三年在知谏院后更是诤言频出，在《答徐无党第二书》中欧阳修自陈：“修今岁还京师，职在言责，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为明天子求人间利病。”至和元年，宰相陈执中家殴杀婢女，无论缘何都应罢相，而宋仁宗欲保丞相。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当即上疏：“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直指皇帝过失，可谓当时谏臣直言之最。于是欧阳修直言敢谏之名，上至皇帝，下至朝臣，无人不知，《宋史·欧阳修传》中言，“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就连皇帝也高度评价他说：“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纵观欧阳修一生为官的清廉操守，正如其在《泷冈阡表》中所言，“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无疑是他对心中所秉之忠正仁义源自父母先辈教诲的肯定。也正因此，《泷冈阡表》才流传千古，学之者、爱之者历代不绝，成为传统家风教育的优秀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