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9日6时许，10余架民航飞机陆续从香港升空，向北飞行，一切似乎都很平常。然而，这组航班其实正在进行一项秘密行动。当机组飞过郑州，脱离国民党控制区后，一个重大起义的消息迅即公布。这便是在当时产生了广泛政治影响的“两航”起义。毛泽东在电贺起义成功时，称“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两航”南迁 落魄流离
　　“两航”起义中的“两航”，是指当时国内最大的两家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央航”）。其中，“中航”是当时远东地区规模较大的航空公司之一，运输总周转量世界排名第8位。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为支撑残局，强令“两航”参与西南方向枪支弹药的空中运输，后因战事发展又令“两航”将基地从上海迁离。至1949年8月，“中航”公司主要部门与“央航”总公司陆续迁至香港。
　　“两航”迁港后，一方面，其运输业务量较1948年下降了60%，经营陷入困顿；另一方面，因与在港的英资航空公司竞争市场，而与之形成尖锐矛盾。1949年6月至9月，港英当局借口军事需要，多次下令要求“中航”迁出香港启德机场，甚至通过“紧急法令”强行征用其原有厂房，原本运输业务量居通航香港地区14家中外航空公司之首的“中航”被迫停飞。其总经理刘敬宜直言，公司已至“生死关头”。“两航”哀叹：两公司受其（国民党）挟持将营业机航重心一度迁离上海，随其到处流徙，几濒绝境。
　　高瞻远瞩 英明决策
　　由于“两航”在国家经济和军事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我党十分关心“两航”的未来。早在1949年2月，潘汉年、夏衍等就通过“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我党地下工作者何凤元与刘敬宜商谈“中航”飞机通航北平事宜。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在接收“两航”时了解到“两航”刘、陈两位总经理均深明大义，在公司总部撤离上海时不约而同拟定计划，安排人员将部分资产设备留沪以交给新政权，表达了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中共中央华东局依据上述情况，认为“两航”具备较好的争取基础，我党应尽快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方式进行争取，随后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争取“两航”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
　　为使“两航”尽快摆脱困境，归向人民阵营，1949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作出了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负责，同时电告党在香港有关组织设法策动“两航”迁返祖国。
　　同心聚力 共策义举
　　1949年7月，党中央决定派遣华东局社会部吕明和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前往香港开展策动“两航”起义工作。两人行前，周恩来及李克农等领导在中南海亲自向他们交代任务，请他们代表中央政府欢迎刘、陈两位总经理回国共商国家大事，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8月，吕明、查夷平抵达香港，随即与中共香港工委等党在香港的组织和机构取得联系，成立了“两航”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吕明传达了中央军委对策动“两航”起义的指示，同时商议决定对“两航”上层、中层和基层人员同时开展策动工作。
　　对“两航”开展工作，关键点在于争取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经我方人员不懈努力，刘、陈最终遵从民族大义，决心带领“两航”起义。刘敬宜在与美方人员的书信中表示：“中航公司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而除了一条路以外，其余的路都是引向最后的毁灭”“中航是一个中国的航空公司，它不能脱离中国的土地”“它必须回到中国，在中国恢复工作。”“中航”的地下党员也通过朋友熟人秘密深入群众，给他们分析形势，同他们讨论前途，了解他们对回归的态度，逐步发展了一大批起义人员。“中航”的中层骨干，普遍热爱祖国，因技术过硬，工作认真，深受上层信赖，且与基层关系密切，成为策动起义的中坚力量。
　　根据“央航”的实际情况，党确定了“依靠基层、团结中层、争取上层”的工作策略，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争取中层，最终形成合力掌控全局。至1949年10月底，“央航”11名上层人员中8名支持起义，中层12名课长中8名参加了起义准备工作，基层21个股中有15名股长已成为起义工作骨干。
　　周密筹划 万全准备
　　起义的骨干队伍形成后，广大爱国员工群策群力，排除困难，加紧推进各项准备工作。“两航”起义工作核心小组综合各方情况，几经研究，最终确定11月9日为起义日期，并在当天展开北飞行动，即组织部分飞机集中飞回祖国大陆。
　　中央政府时刻关注“两航”起义的工作进展，1949年10月底，周恩来专门召集聂荣臻、粟裕、李克农、刘亚楼等将领研究“两航”起义相关工作。会上，周恩来先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批准了“两航”起义时间、飞机降落地点、具体飞行计划、机场选用安排以及北飞人员的工作方案，而后研究商定了对“两航”的政策及其总公司、分公司设置、机场使用和经营方式等。同时，考虑到国民党空军破坏北飞行动的可能性，责令相关地区部队做好充分准备。
　　吕明等领导人员细致拟定起义计划，确定起义人员，并逐一对参加北飞的驾驶员、报务员、机械员等机组成员做进一步的考察。机务方面，对参加北飞飞机的发动机等重要部件进行调换维护，并携带未来3个月所需的各类器材与零备件，起飞前将每架飞机4个油箱全部加满，确保所有飞机达到最佳适航状态，避免在途中发生任何故障。航务方面，为北飞机组编制两套航班排班表，一套是飞往北京、天津的真实计划，另一套是飞往昆明、台北等地的公开计划，用以麻痹敌人，避免引起国民党及港英当局怀疑。通讯方面，为北飞飞机安装甚高频通信系统，制定通讯联络程序和方法，保障各机间联络；在起义工作核心小组架设秘密电台，随时接收北京发来的电报，专责守听北飞机群的动态。气象、器材、财务等准备工作也在缜密推进，11月5日，吕明、查夷平进驻香港九龙半岛酒店，成立起义指挥部，11月7日，起义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胜利北飞 赤子回归
　　1949年11月9日6时许，“中航”10架飞机和“央航”2架飞机在缺乏地面导航及气象保障的困难条件下，冒着可能遭到国民党空军袭击的危险，开始了回归祖国的北飞壮举。为防敌机拦截，所有飞机都紧贴云顶飞行，以便遭遇敌机时能够迅速进入云层隐蔽。
　　当机组飞过郑州，脱离国民党控制区后，起义工作核心小组立即公开宣布起义的消息。“两航”员工纷纷响应，共有2333名员工参与起义宣言签名活动。中午12时15分，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乘坐的“空中行宫”飞机胜利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其他11架飞机也安全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李克农、刘亚楼等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亲赴机场迎接。随后，刘敬宜、陈卓林代表“两航”全体员工发表起义通电，称“自即日宣布停止通航蒋管区域，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归附中央人民政府，听候指示，不胜迫切，敬此电闻”。
　　11月10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对这一爱国壮举表示热烈欢迎，对举行这一壮举的两公司全体员工表示祝贺和慰问。“两航”起义北飞成功后，立即通电其国内外各办事处、航站，号召各地员工归附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各地的“两航”办事机构纷纷响应起义，台湾、海口的员工冲破国民党阻挠赶赴香港报到，连原本受命赴港阻止“两航”起义的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部长端木杰等人也深受感召，毅然回归祖国。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两航”起义，震惊中外、影响深远，不仅使国民党军队失去了在大陆赖以负隅顽抗的空中交通线，加快了全国解放的步伐，而且带动了香港地区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等27个单位相继发表护产宣言和通电起义。“两航”起义中归国的人员和装备，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创建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