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辅，以德化人”是中国古代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关于国家治理的德治主张，这种主张不仅体现了传统德治思想的根本特质，也在实践中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初步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最为剧烈的殷周之际”。见证了殷周兴替的重大历史变迁，奠定了宗周礼乐文明基础的周公，在总结历史经验之上明确提出“明德慎罚”，并将其作为周人治理国家的思想纲领，如《尚书·康诰》中的“克明德慎罚”、《尚书·多方》中的“罔不明德慎罚”等，长久地影响了中国人“治国平天下”的观念，铸就了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底色。
　　明德，意思是彰明德性；慎罚，指的是慎用刑罚，两者有先后主次之分，德为先，为主；罚为后，为次，德罚合治，缺一不可，必须共同施行。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传统的儒家思想还进一步强调，明德不仅要心存敬畏，认识到德的崇高地位而敬德，更要朝乾夕惕，日新不已地修德，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可分割。只有把德先立起来，按照德的要求行事，才能在治理国家中以上率下，化民成俗，导民向善。罚，作为“刑”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在百姓“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的情况下才不得已为之的，并且只有在“德”的统率之下作为一种辅助的惩戒，谨慎为之，才能发挥其“远邪轻难”的价值和作用。
　　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思想将德与刑结合起来，已经兼具国家制度和道德修养两个层面的内涵和主张，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制度安排，也体现出一种主观上的德性规范。此后，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孟子提出“以德服人”、荀子提出“德刑并重”以及董仲舒提出“大德小刑”等，这些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德”与“刑”的认识和论证，日益形成了儒家“德主刑辅、以德为先”的治国思想。无论是“教化为先”还是“宽猛相济”等说法，都是这种思想的不同体现，在长久以来的传统国家治理实践中被始终坚持。中国古代历史的实践证明，能够较好推行这种思想的历史阶段，往往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状况，反之，就造成社会失序、百姓不安的局面。
　　要想了解“德主刑辅，以德化人”德治主张的丰富内涵，还需深入了解孕育这种思想的土壤及历史背景。具体而言，“德主刑辅，以德化人”德治主张的产生，反映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德与刑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与百姓相关，不能简单而论。《尚书·多士》中说，“唯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德的现实表征体现在民心民意之上，所以，重视和强调“德”，就是要顺随民情，如《道德经》所说“以百姓心为心”。只有真正认识到德与刑背后所关涉的天地人一体的关系，才能系统地体察到“德主刑辅，以德化人”德治主张的深刻内涵，而非仅仅视其为一种治理手段。
　　此外，在周公提出“明德慎罚”之后，“德法相济”“礼法并用”等主张也被相继提出。德与刑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等同于礼与法的关系，“德主刑辅”也被表达为先礼后刑，甚至有时候德礼、刑罚并用。如《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要先德礼而后刑罚的意思。再如《唐律疏议》中也明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其意与“德主刑辅、以德化人”德治主张并无二致，都强调在二者施用时要分清先后主次，不能本末颠倒。
　　儒家经典《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德与刑，或者说礼与法之间是不可分离、不可偏废的关系。严格地讲，德是本，要以德为先；刑为末，以刑为辅。唯有如此，才能“以德教民，以礼齐之”，使上下和谐相安，从而避免“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的局面，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后世思考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