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429—430页记载：1955年9月8日，毛泽东“阅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格列则尔曼教授关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学经验给杨献珍的信。”“毛泽东阅后写一批语：‘很感兴趣地看了这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此事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我们来做一次考证。
　　1955年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给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寄去了“马克思列宁学院关于第二部第二、三、四、五班的哲学教学总结”“马克思列宁学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的经验”两份材料。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在教研室会议上讨论了这两份材料，在此基础上，教研室主任格列则尔曼教授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55年8月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来信，全面反映了他们教研室讨论的情况。1955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格列则尔曼教授的这封信，并配发了编者按。
　　编者按说：“这里我们发表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格列则尔曼同志给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原为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校长杨献珍同志的一封信。格列则尔曼同志在这封信里所谈到的‘马克思列宁学院关于第二部第二、三、四、五班的哲学教学总结’和‘马克思列宁学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的经验’这两份材料，曾分别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期‘学习’杂志和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本报上发表。”
　　“理论与实际联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曾历次强调过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我党整风学习的经验，具体地贯彻了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教学方针，在哲学教学中获得了好的成绩。格列则尔曼同志在这封信里强调指出了这一经验的重要性，同时介绍了苏联讲授哲学的经验，提出了苏联同志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对于中国的哲学教学工作是很重要的。”
　　关于格列则尔曼教授来信的内容，这里摘要如下：
　　一是，对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以及在哲学教学中获得的好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如：“理论与实践联系是你们的经验的最宝贵的方面。这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同时这种方法能够以学员最容易了解的形式阐明理论原理，实际联系的结果，理论原理成为听讲者最容易领会的东西。”
　　又如：“你们在表明世界观和实际工作，党的和国家工作的作风之间的有机联系方面的努力，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使学员们了解到，他们所学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诸问题，同任何实际工作都有直接关系。他们应当利用这些东西，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
　　还如：“听讲的同志们应当把他所学习的课程和改造自己的观点联系起来。他们应当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大胆揭发自己以往的错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检查自己的实际活动。毫无疑问，这种自觉的实际的自我批评，乃是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方法。”
　　二是，介绍苏联讲授哲学的经验。比如：“第一，必须反对理论与实践脱离，这是当时苏联一部分孟什维克派唯心主义所固有的特点。第二，必须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解释。……这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认识的危险性，在现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讲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
　　“同志们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总是人们的世界观的缺陷造成的结果。当然，政治斗争当中的错误策略，是具有它的理论根源的。但是，如果我们想从一切实际性质的错误当中引申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个人主义等等的结论来，那末，我们就有走上某种程度的简单化道路的危险。”
　　三是，苏联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有一些同志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可能，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从中国哲学史当中引用一些材料，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了解到，由于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这些问题研究得不够，这样做是有很大困难的。”
　　最后，信中提道：“对你们写来的马克思列宁学院哲学教学经验，我们感到浓厚兴趣，因此，我们向‘哲学问题’杂志提出建议，把这一经验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出来。今后苏联和中国的哲学家如果能建立一种经常交流经验的联系，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苏两国之间曾有过相当广泛的学术访问与交流学习，但是像这样就干部哲学教学方法所进行的深入的业务对话和交流，还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