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作为西方艺术形式最早进入我国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时期，作为一种舞台表现形式，歌剧在其本质上被赋予了人类对于美，对于生活艺术化追求的精神文化特质。我国自古以来便拥有自己的舞台表演艺术形式——戏曲，戏曲中的故事展现，人物塑造等依托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西洋歌剧与中国戏曲的融合发展丰富了中国的舞台艺术。新时期应加强对歌剧内容及表现形式的创新，使歌剧艺术更好地发挥艺术效应，更好地为丰富和繁荣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服务。
　　歌剧在中国的早期发展
　　歌剧诞生于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为伟大的艺术形式之一，歌剧在欧洲的影响力非同凡响。随着航海时代的来临，国家间的往来日益频繁，文化交融日益加深，16—17世纪明末清初，歌剧艺术开始传入我国。中国人开始接触到区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调式和发声技巧的和声、多声部、大小调或转调等音乐理论技巧，这些音乐元素为之后歌剧在中国的流传提供了技术基础。但早期歌剧传播带有语言差异这一先天隔阂，人们不能完全理解剧情，使得歌剧传入中国早期，只能停留在表象舞台呈现阶段。
　　到了19世纪中期，一些专业化的歌剧理论知识传播进国内。国外的一些专业歌剧演出团体开始出现在上海，逐渐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商业演出形式。歌剧由此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观众的逐步熟悉和喜爱为歌剧提供了初期的养分，与此同时，一些精通外语或有海外生活背景的文化人开始研究、翻译歌剧，后又逐渐出现了华人歌剧演员，这些都为歌剧的本土移植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后，中国音乐家们在逐步接受西方音乐观念的同时，开始探索运用歌剧这种体裁形式结合中国国情及民族审美进行创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黎锦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儿童歌舞剧，与他广泛地参与社会音乐生活息息相关，他曾经听过大量交响音乐会并观摩当时意大利、美国、法国等专业歌舞团的演出。在他看来小朋友们先天就非常喜爱载歌载舞的歌唱形式，因此他尝试结合当时的民间音调，创作出了一种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加上舞蹈表演的“歌舞表演曲”，这类题材的作品富有儿童生活气息，演出形式简单，深受小朋友的喜爱。其代表作有《可怜的秋香》《吹泡泡》《麻雀与小孩》等。儿童歌舞剧这一体裁尽管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歌剧，但是它有情节有人物，有为规定情境下抒发情感而设计的独唱、齐唱、对唱等，基本上已经具备了歌剧的一些主要特征，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歌剧的雏形。
　　20世纪30年代后期，歌剧作为一门综合的舞台演出艺术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1937年由作曲家陈田鹤创作的《荆轲》完全仿照了西洋歌剧的演出形式，并且运用美声发声方式演出合唱、重唱、独唱等，并完全采用了西洋管弦乐队伴奏。1940年由钱仁康作曲、蔡白冰编剧的《大地之歌》以抗战生活为题材，描写了江南农村的抗暴故事，音乐配合婉转高亢悲喜交加。1942年由黄源洛作曲，臧云远、李嘉作词，陈定编剧的《秋子》完全按照西洋大歌剧的形式设计，全剧无对话，由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以及序曲、间奏曲等器乐段落组成，基本继承了意大利歌剧的传统。这些作品都是中国歌剧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对其日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红色歌剧发扬光大
　　七七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在抗战时期，诸多文艺工作者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共产党人的民族正气和朝气不断吸引全国受过专业音乐和戏剧教育的文艺人才聚集到延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自沿海发达地区，较早接触过歌剧。还有一些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音乐家和戏剧家，这些文艺骨干的到来增强了根据地的艺术力量，他们探索创作的红色歌剧在抗战文艺中体现出了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将西方歌剧的创作手法作为创作基础，在民族化歌剧创作中体现世界文化意识。
　　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上演了抗日歌剧《农村曲》，这是根据地的第一部歌剧作品，主要讲述了农村民众投身抗日的民族故事。该部作品在欧洲作曲风格的创作基础上采用了中国的民间音调，并且采用了中西混合的乐队形式，歌词极为朴实热情，极大地体现了农民的语言特点，该作品明确地显现出红色歌剧有了民族化和正规化的倾向和要求。红色歌剧本土化转变已成为事实，也影响了之后红色歌剧的创作倾向和态度。这部作品尽管在民族化方面未尽完美，但依旧是红色歌剧史上第一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作品。
　　1942年，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工农兵、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们面向人民群众学习，向民间艺术形式学习，开创了一种中国小歌剧类型——秧歌剧。秧歌剧将话剧、戏曲和民间秧歌相互融合，在对话上吸收话剧特点，歌唱方面吸收民间小调、地方戏曲民歌特点，用叙述式的演唱表达剧情发展，在音乐上采用过场音乐、齐唱、对唱等形式表现情节，乐队上以中国民间乐器为主，辅以西洋乐器，由于条件限制所用乐器不多，在当时已属不易之举。在这一时期，《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夫妻识字》等秧歌剧先后上演，掀起了秧歌剧创作演出的热潮，也为之后的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提供了直接经验。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歌剧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延安的歌剧创作者们通过多种途径的探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从新的角度出发，在前期的形式经验基础上，创作了大型歌剧《白毛女》。作曲家们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吸收西方歌剧音乐戏剧化和性格化的创作特点，一方面继承民间音乐的表现手段，再运用贴近生活的话剧表现方法，最终采用西洋歌剧的外化形式多维度展现该部作品的丰富舞台元素。在音乐创作中，对于不同人物创作有意识地进行音乐戏剧化处理，吸收采集了多种民间音调，在丰富拓展音乐表现力的同时提高了人物音乐的性格化，保持了全剧民族风格色彩的统一，取得了非常成功的舞台表现效果。《白毛女》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之后陆续问世了如《刘胡兰》《赤叶河》等新歌剧作品。
　　彰显时代主旋律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相应对于艺术审美的水平也有所提高，在歌剧创作及审美层面也有了新的感悟，人们的视野和思维更加开阔，经过国际交流借鉴学习，使得中国歌剧艺术发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歌剧创作者们在国际上屡获大奖，多部作品登上国际舞台。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典原创歌剧不断推出，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原创歌剧《长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冰山上的来客》，中央歌剧院原创的《我的母亲叫太行》《北川兰辉》，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青春之歌》《号角》等主旋律题材歌剧作品陆续上演。这类作品秉承着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结合歌剧艺术创作规律，着重把握重大题材故事与舞台戏剧冲突的相互融合，使得歌剧作为“高雅艺术”在承担着提高观众审美水平的同时，持续发挥着弘扬主旋律精神的重要作用。
　　中国歌剧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及蜕变，歌剧发展多样化一直是创作者们追寻的目标。当前，应更加努力开拓创新，创作出更多彰显中华民族美学精神的歌剧作品，推动中国特色的歌剧艺术更加繁荣发展，走向世界，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