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要在乱世中兴盛，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在《宋论》中，王夫之对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评价颇高，认为宋太祖顺应天命，并最终超越了汉代的文景之治与唐代的贞观之治，其根本原因是拥有“盛德”，“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对于君主而言，只要心中相信并遵守这三条，就能“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这三条分别从开明政治、改善士风、民众基础的角度阐述了国之根基。
　　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朝代中，宋朝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宋朝君臣关系相对于以后的朝代而言十分融洽，君臣之间达到了短暂的权力制衡。王夫之著《宋论》，从开国皇帝宋太祖一直评述到最后一位祥兴帝，完整展现了两宋时期的政治样貌，并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将其重点放在个人之论上。文中涵盖大量典故与引用，并与北宋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思考总结成治国之道，认为宋太祖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并且定为制度加以传承，其所奉行的天命观、用人观以及君臣观，既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也是君主“盛德”的体现。
　　天命观
　　《宋论》开篇论述了天命与天下统一的关系，天的变化推移依照万物规律，君主则受之于天，顺应天命。王夫之认为，相对于秦皇汉武，宋太祖称帝时既没有长期积累的仁德，亦缺乏治乱世、平天下的功绩，但是上天通过启迪宋太祖的心智，使他知晓君临统治的方法，并将天下托付于他。宋太祖“承天之佑，战战栗栗，持志于中而不自溢”，出于对上天授予天命的畏惧而不得不明辨是非。由此观之，开国君主即便没有称霸天下的丰功伟绩，凭借治国之道也能够将天下运置于掌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君主掌握了万物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继而顺应天意。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儒家也赞同君主“知天命”。在《论语·尧曰》中，孔子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里的知命指的是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承认客观世界存在的必然性，并不可违逆终极存在对此岸世界的规定。“天命”是君主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君主的一言一行都被上天看在眼里，天有能力来赏善罚恶，对于违背天意的统治者会加以惩罚。
　　相对于儒家所讲的“知天命”，王夫之所讲的天命观涵盖了更多人的能动性。一方面，天命选择了宋太祖；另一方面，宋太祖也能坚持志向而不自满，懂得用仁政治天下，宋太祖与商周汉唐的君主一样，适合成为天下之主，心中有“惧”才能明治国之道，天下才能太平。
　　用人观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君主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本，儒家认为，精通政要，首在用人。王夫之总结分析了宋太祖的用人观，认为君主只有做到因势利导、自我不傲慢才能养士人之正气，要真正得到有用之才，就必须不与下争士，要相信臣民才能做到知人善任。
　　宋太祖曾明确规定不杀士大夫，这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重视，鉴于晚唐诸侯割据的教训，宋太祖任用文官，并取代武将作为地方最高长官。此外，宋太祖还实行了殿试，亲自挑选可为国家所用的人才；对各级文官给予优厚待遇，这些都体现出宋太祖励精图治的决心。
　　在选拔人才方面，王夫之认为，君主应不与臣争士，才能得到真正有德行和治国之才的人，“下得士而贡之于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于国，亦上之德也”。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只有让臣下与自己同心同德，选择忠诚进取、贤良贞正的学者或官吏，才能由内及外，形成一个融洽的君臣关系网，使士人为己所用，并灵活运用其优势，使其各安其分。
　　君主不仅应选拔士人，还应懂得真正的用士之法。士人重义，君主不应压抑这一志向，不损害士人中的优秀者，才能使礼乐兴盛，风俗美好。“为人上者，因天之材，循人之性，利导之者顺，屈抑之者逆。”先王通过饮礼的方式来晋升士人，使推选人才的制度扩大到每个村社，在司马那里接受测试而授予职事，并选择适当的人以专门的事物来任命他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吸纳人才并安置其位；充分发挥士人的价值。
　　君臣观
　　王朝之兴盛必须依赖和谐的君臣关系，王夫之指出，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君臣上下不相疑，“所可知者，育材有素，抡选有方，委任之以诚，驾驭之以礼，则虽百年以后干城，皆早卜其勋名之不爽”。作为君主，无须担心身后无才无将，而是要懂得如何训练、任用和驾驭人才，君臣之间彼此信任，上下同德，优秀的士人才能为君主所用。
　　对于臣下，无论是桀骜不驯的武将，还是拥有治国奇才的文人，君主都应掌握正确的方法加以利用；太祖朝出现文武相争的情况，宋太祖对于武将怀有深深的芥蒂，继而利用赵普等人来牵制其势力。然而，王夫之认为，不信任自己的臣相而轻易除之会助长君臣文武相斗，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招致佞臣与小人，致使朝野关系紧张，导致“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这是宋太祖留下的教训，也是后世君主应加以避免的。
　　王夫之还批评了宋太祖的微行。一般说来，大多数人都认为，君主隐藏自己的身份乔装出行到民间了解情况，要好于高高在上身居宫闱。但王夫之却认为这种做法“小则以乱，大则以亡”。首先，这里的微行指的是君主伺察官吏是否廉洁、民生苦乐、国家政事是否兴办；但君主的能力是有限的，他所看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事情而已，如果君主热衷于此道，那么小则误事、大则误国。其次，如果君主不相信臣下，微服出访，容易招致小人进而乱国谄上，因为这些人从自身狭隘的利益出发，千方百计地去讨好君主，制造假象，诋毁忠良，是君主受其迷惑，以此决定政事，对国家造成危害。再次。皇帝的微行要做到完全保密非常难，即使能够做到，也无法避免发生某些人制造假象来欺骗君主的事，君主仅凭借微行而来处理政事也会出现问题，甚至有着刚愎自用的危险。
　　那么正道在何方？王夫之推崇主“静”、约“己”、崇“简”、求“实”的理想政治，认为君主应信任民众，知人善任，通晓治理天下的道理，将自身的聪明才智用到寻求杰出人才上面，并且互相信赖，健全整个行政机构并充分发挥其职能，才是君主驭下之道的最好表现。
　　总体说来，王夫之对北宋初期的政治评价甚高，认为汉代的“文景之治，再传而止”，唐代的“贞观之治，及子而乱，”而宋朝却能“传世百年，历五帝而天下安，太祖之心为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