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行政事务涉及庞大的利益，操持事务的官吏在这巨大的利益面前很容易犯错误，因此需要对官吏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方法。汉宣帝励精理道，考核官员的主导方针是“听其言，察其行”，每当任命刺史、太守、国相等地方官员时，宣帝都亲自来考问他们，结合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他们的回答，这样就不容易被官吏的言语所欺骗和蒙蔽，“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名实是否一致，言行是否一致是汉宣帝考察官员的重要方法，如龚遂提出治理齐地的方法是“唯缓之，然后可治”，当宣帝发现龚遂用舒缓之法将齐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时，就将其提拔为水衡都尉。宣帝综合名实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任人得当，不同才能的官员要在不同的职位上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善于治理地方的官员不一定善于治理京师，善于治理民风淳朴之地的官员不一定善于治理民风剽悍之地，反之亦然。宣帝任命性格刚毅的赵广汉治理京师，“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任命宽大和缓的黄霸治理地方，“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宣帝根据官吏不同的性格来任命不同的职位，很好地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在综合名实的基础上，汉宣帝赏罚分明。赏有功则能让勤勉尽职之人安心，罚有罪则可让庸官懒政之人惊惧，汉宣帝认为赏功罚罪是先贤治理天下的重要法宝，“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赏罚可以调动官吏的积极性和增强官吏的执行力，也可以引导健康的社会风气和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有功者，汉宣帝不吝于赏赐，如对安抚流民有功的胶东相王成，汉宣帝“其秩成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对治行优异的颍川太守黄霸，“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召信臣考课排行第一，“复数增秩赐金”。汉宣帝对于地方官吏在吸引流民、鼓励生产、改善民风等方面，给予赐金、赐爵、加俸等荣耀性奖赏。这些奖赏引领着地方官员的努力方向，增加了地方官吏的奋斗意识和荣誉意识。
　　而对于犯错之人，汉宣帝也不优柔寡断，“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精明能干、治理有绩的京兆尹赵广汉因执法不严被“下廷尉狱”，虽然大量百姓前往皇宫求情，但最终赵广汉仍被汉宣帝判以死刑；为人敏疾的张敞治理京兆时井井有条，后因“贼杀不辜”被宣帝免为庶人；纳善听谏、考课第一的韩延寿因“放散官钱千余万”被弃市。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赏罚是为了凝聚队伍的战斗力，功过可以相抵则会令部分官员放松懈怠，忘记自己的职责所在。汉宣帝的赏罚分明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史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此外，汉宣帝还表封开国功臣，凝聚了天下民心。汉王朝的建立离不开那群抛头颅洒热血的功臣烈士，这部分人也被称为军功贵族，他们是汉朝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高祖刘邦便对每个参军人员都赐予了一份田地。到了汉宣帝时，很多功臣之后沉沦下僚，过着朝不保夕的贫困日子。汉宣帝见此，特意又赐予他们一定的田地，以便他们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不忘前人之功，就是珍惜当下之福。官府对功臣烈士之后的嘉奖安抚了大批仍在一线抗争的军民，坚固了百姓报效国家。
　　为确保法律的严明，汉宣帝设置了廷平官。路温舒上书说天下最大的患害莫过于刑罚，深有感怀的宣帝就此设置了廷平官，《汉书·刑法志》曰：“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刑罚关乎着百姓的身家性命，它应当是劝善惩恶、保护百姓的利器，而不该是百姓冤屈疾苦的来源之处。廷平官的职责在于审核天下案件的判决，保障法律的公平。廷平官的设置是汉代法律的一大进步，自此汉代滥施酷刑的情况大为好转。
　　明代状元赵秉忠说：“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赵秉忠认为历代皇帝中最精明强干的就是汉宣帝了，在汉宣帝的治理下，官吏人尽其才，百姓安居乐业。其中内在的原因，就是他重视吏治的态度和整顿朝纲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