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毕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涉及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求实求真，不看风造史作违心之论，深受学界尊敬。
　　广泛涉猎 注重积累
　　广泛涉猎，博采众长，注重积累，打好基础，是周谷城治学的一个突出特色。少时的周谷城读书很自觉、很刻苦，特别注重打好基础。6至9岁，他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古籍，大多能理解背诵。为了了解世界，学习世界的历史和文化，周谷城刻苦学习英语。在湖南省立一中读书时，外国人来校演讲，他不仅认真听，课后还惟妙惟肖地模仿，同学们称他为“洋文大家”。他还选读了许多西方名著。他曾利用一个暑假蛮读了英文版《迈尔通史》，读完后，再看其他英文西史时，竟全然懂得。这种“蛮读”法也是他学习中国古籍的一个方法。此外，周谷城还自学《国语》《史记》《战国策》等中国古典名著，通过深入钻研、积极思考，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1917年，周谷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像海绵吸水般拼命学习各种新知新学。他特别喜欢阅读《新青年》及该刊介绍的马列主义丛书，同时阅读了大量西方书报，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等无政府主义者书籍，杜威、罗素、詹姆斯等人的哲学著作。他还广泛涉猎西方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著作。通过认真思考后，他倾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在湖南省立一师教书时，认真研读英文版和德文版的《资本论》，颇有收获。
　　由于青年时期的周谷城注重打好知识基础，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故在大革命时期，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实际问题，支持农民运动。1926年他写出《论租谷》等文章，1927年出版《农村社会新论》一书，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农村中的阶级剥削，在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认真读书，广泛涉猎，注重积累，打好基础，是周谷城之所以学识渊博、“纵论古今、横说中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治学之基和方法。后来，周谷城关于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宏富著述都得益于他广泛涉猎、博采众长、注重积累的治学方法和良好习惯。
　　勇于探索 独立思考
　　勇于探索，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妄发议论，力求提出独立见解，是周谷城在治学中特别注重的一个原则。青年时期的周谷城就特别反感那种不学无术、不作研究、不独立思考、人云亦云的做法。他1920年代发表的《教育新论》一文论述今后中国教育改造的方针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问题，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必在政治问题彻底解决时，始能有彻底之解决。寥寥数语，把中国教育改造的方针问题说得非常透彻。
　　周谷城提倡学术上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明辨是非，以理服人。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周谷城积极拥护。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争辩讨论是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一文，提出争鸣可以推进学术，加强团结，以理服人；可以使文化、教育、学术界大大活跃起来。1961年5月1日，周谷城受毛泽东接见后写下的《五一晋见毛主席》词中也讲道：“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周谷城研究史学，特别强调有自己独到见解。1939年，他运用新的史学理论——“历史完形论”撰写的《中国通史》，通篇显现独到之见。他不同意“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史料当历史，史学家只能“把史料当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他指出：“治历史而亦着重分析工夫，却不是为分析而分析；目的只在将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了解此全体。”《中国通史》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周谷城的史学见解，尽管该书带有时代烙印，但其独特的风格和学术见解，赢得了学术界重视，流传于国内外，对我们今天治史、治学仍有启示作用。
　　在周谷城其他研究论著中，也显现出这位大学问家对一些问题的深刻、独到见地。他在阐述史学与美学关系时说：“历史家从现实中抽出规律，组成理论，以为理想，艺术家从现实中捉住感情，造成艺术品，以为理想。历史家的理想是指导人的，艺术家的理想是感动人的，然而都是载道的，都推动斗争，使不断前进。”这些话不乏真知灼见，也映衬出他讲究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老骥伏枥 学无止境
　　“文革”结束后，周谷城倍感欣喜，决心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他赋诗明志：“往事重重未可伤，牛棚尽处是同行。老来犹有冲天劲，学府文坛作战场。”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周谷城激情满怀，写诗祝贺并勉励自己：“中华儿女世无俦，革命精神贯五洲。继往开来为党庆，感恩图报是吾求。十年易过头虽白，一股兴来劲更遒。双百方针呈效日，甘居决不在中游。”这表现了他老骥伏枥、不懈奋斗的精神。
　　此后，周谷城尽管年逾80，且眼力不佳，却表现出惊人的干劲。登坛授课，为国家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笔耕不辍，坚持学术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卓见的史学、美学论文，如《秦汉帝国的统一运动》《仁的教育》《论古封建》《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国历史知识及年代学的处理》等等，继续推进学术争鸣和交流。
　　1979年3月，周谷城在《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一文中，积极吁请史学工作者为各条战线提供一般的历史知识，为历史研究自身的科学化作出贡献。他关心中青年成长、提携后辈，无微不至。为办好高校，他从方针大计、机构设置到学科项目、人员培养，无不悉心思考，积极献策。
　　周谷城还发表《回忆毛主席的鼓励》《我跟随毛主席从事农民运动的回忆》《怀念周总理》《怀念郭老》等文章，回忆革命领袖和革命战友对自己的关怀、鼓励，鞭策自己继续学习、进步。
　　晚年，周谷城特别关注环太平洋地区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他提出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将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并主持创立“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亲自担任会长。他认为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非常重要。1984年3月，他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意义和希望》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悠久，历史文献之多，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古国，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化的好传统好风格，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好中国文化史、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