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法制下，同一祖先的子孙们是按照异居而同财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在生产生活中，“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到了春秋时期，随着一家一户的家庭成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特别是有些宗族成员因服官、军功、经商而上升为富豪后，便不再愿意与宗族共有财产，这一巨大的离心力是宗法制动摇的最主要内因。同时，各国为图强争霸而实施的变法，特别是各国相继推行的郡县制和编户齐民制度，则从政治上彻底动摇了宗法制的社会基础，其中，前者剥夺了贵族世卿世禄的任官特权，统治阶层逐渐被各诸侯国君所直接掌握，后者则把作为被统治阶层的普通社会成员从宗法制中解脱出来，直接受制于各诸侯国君。以上两大因素，决定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宗法制逐渐动摇和集权制不断加强的历史发展大势。
　　礼坏乐崩
　　伴随着宗法制的动摇，建立在宗法制之上的礼乐制度也自然随之破坏，这被称为礼坏乐崩。礼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天子与诸侯之礼从流于形式到逐渐废弛。比如，就在号称周礼保存最完好的鲁国，其朝见周天子的次数也只有7次，而去约见霸主晋国却有33次，齐国40次，传统的每年一次的朝聘之礼被破坏了。二是违背周礼，僭越而为。据周礼，祭祀所用的乐舞于天子为八佾，大夫为四佾，而把持鲁国的大夫季氏却也用八佾，所以孔子愤怒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是周礼的违制变形。如，奉王命征讨蛮夷胜利后，诸侯可向天子报捷，而在公元前589年，晋国打败齐国后也向天子献捷领赏。各诸侯国本是兄弟甥舅关系，打败违命诸侯后，只可告事，不可献功。而周天子竟先以降一等之礼接见晋国来使，后又宴请和私下奉送礼物，这便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式微的周天子既要保持王室尊严、依礼而行，又畏惧诸侯大国的矛盾心态。伴随着周礼的破坏，是整个社会对周礼的漠视和遗忘。还以“礼仪之邦”的鲁国为例，昭公出访楚国时，作为随从的大夫孟僖子，不仅在郑伯的慰劳仪式上不知如何回礼，而且在楚国行郊外慰劳之礼时再次不能答，在《左传·昭公十五年》中，甚至有周天子都不懂礼数的记载。
　　在这种历史形势下，作为宗法制和周礼的灵魂，孝的观念也受到巨大冲击并发生深刻变迁。本来，在宗法制下，孝既是个道德概念，更是个政治概念，君臣与父子同体，家与国同体，致孝自然尽忠。在西周后期，周天子就试图通过强调孝来凝聚人心、团结族人和臣下，用以挽救王权衰落的命运，表现在后期的涉及享孝、追孝之器占了整个西周总量的70%。
　　孝观念独立出来走向成熟
　　在春秋时期，有关孝的记载出现的变化是：首先，不孝的记载频繁出现。如，卫国的贵族石共子死后，他的儿子石恶并不悲痛；鲁昭公在其母亲死后，不但毫无悲痛之情，而且还照常骑马射箭、外出打猎。而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会上，誓约的第一条就是“诛不孝”。这些记载表明，违背礼制而不行孝道的诸侯和贵族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由此表明当时的人们普遍不行孝道。如果仔细分析先秦典籍就会发现，弘扬孝道依然是当时的主流，这些不孝之行无一不是作为批判和斥责的对象而载入典册的。
　　其次，孝不再是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则，而成为专门处理血亲宗族关系的准则。比如，在春秋时期的36件“弑君”事变中，诸子争立者九，权臣擅政者八，大族争权者六，凡二十三，占了其中的大多数。在这些权臣和大族中，其祖先与国君的祖先多系兄弟，按照周礼而判，这些弑君事变于国家而言为不忠，于宗族而言为不孝，但是，在这些弑君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一例是从“不孝”的角度来断是非、评对错的。更典型的事例是昭公失国。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昭公终于为日益坐大的三桓所败，并在辞别祖茔后亡命齐国。之后的鲁国并未发生动乱，反而是百姓悦服，诸侯乐往。为什么昭公失国，篡位者不仅未受谴责，反而为人支持呢？7年后的晋国大夫史墨对赵简子所说的话道出了其中的道理：“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虞夏商的子孙）于今为庶，主（赵简子）所知也。”史墨的这段话所透露的历史信息是：其一，他不再相信君权神授的观念，而认为君臣各以其德而相立，君不保民则失国，从来即是如此；其二，他没有站在宗法制的立场上来分析三桓是否不孝；其三，不仅君臣可以易位，从贵族到平民，其社会地位的升降隆替也是不可避免的。以上可以说明，孝不再是规范君臣上下关系的政治和道德准则，取而代之的是忠、信、敬等观念，即在血缘关系上论以孝，在政治和其他社会关系上论以忠、信、敬等。
　　孝从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则中摆脱出来，既是郡县制下“臣未必为子”、政治与血亲分离的必然反映，也是孝观念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孝与忠、信、敬等概念常常并列而论，使这些概念的所指对象更为明晰、含义逐渐固定、内涵日益丰富，中国古代伦理和政治思想的框架也逐渐建立起来。
　　再次，伴随着编户齐民而来的，是孝的重心逐渐从“孝享”“追孝”向生孝、善事父母转移。在《左传》《国语》和《礼记》三书中，《左传》中的孝基本都是指的生孝，《国语》和《礼记》中，则既有追孝，也有生孝，但生孝是主要的。如，颖考叔依其孝德和智慧，使郑庄公与其母重归于好，《左传》便以“君子曰”的形式说其“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伴随孝的重心向善事父母之义的转移，孝子一词出现的次数便多了起来，到战国时期，就成为了人所共知的流行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