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中华元典精神
　　在遥远的“轴心时代”，在黄河之滨，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孕育出“元典精神”——它作为中华文明初始基因形塑了这个族群几千年的发展历程。
　　冯天瑜教授认为，所谓“元典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所集中体现的原创性精神。“文化元典”是指人类不同的族群进入其文明的“青年时期”后所创立的那些最基本的典籍。文化元典多产生于一个民族的“青年时期”，凝结着一个民族在过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并将其“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第一次上升到自觉意识和理性高度，从而规定着该民族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向。然后，元典精神又通过民族所独具的语言、文字、修辞等象征符号，进而将该民族文化的类型固定下来，并对其未来走向产生至远至深的影响。“元典”因其首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思想的深邃性而成为一个民族垂范久远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华夏先民在进入商代后，已经在文字（如甲骨文）、金属冶炼与应用（如青铜器）以及城市文明（商代不同时期的都城）等“文明”的核心指标上取得了突破。但其尚巫敬鬼的思想世界，相对于后来对整个华夏文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周人的理念世界，仍不免显得较为浅陋、原始，故被学者们称为中华文明的“孩童时代”或“少年时代”。而自牧野一役，西周建立，制礼设乐，则不仅奠定了有周一代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而且在宗教、伦理、法理等多层面上形塑了此后两三千年的中国文化。从约公元前1046年西周建立到公元前256年东周灭亡，正是这段在时间上略长于雅斯贝尔斯所论“轴心时代”的800年岁月，孕育出了中华文明的第一批典籍。它们因在思想哲理上的首创性以及其他典籍所难以企及的深度与广度，对汉族的形成，乃至后来不断凝聚、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都起到了方向性的指示作用，成为在思想文化上凝聚万千民众的北斗司南。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与元典精神，更是在与世界其他诸文明及其精神的对话中交融共生。
　　那么，“中华元典精神”究竟是什么呢？借用《易传》对其做一最洗练的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讲奋斗的精神，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也只有奋斗的民族才会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富含一种包容的精神。
　　中华民族内在的多元一体属性决定了中华文化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由各民族所共同创立的文化。它与长江、黄河一样，皆由万千涓流汇聚而成。在这片幅员辽阔的热土上，在“轴心时代”及其后2000余年历史舞台的中心，不同的部落、民族、王朝、仁人志士，都曾联袂登台，展示过自己的风采。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文明的史诗不是哪一个英雄、才子或族群的独唱，而是中华民族同心奋斗谱写的大合唱。
　　交流互鉴 开放包容
　　这首传承千年的史诗大合唱，体现了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彰显了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孕育了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阐明了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相较于西方的宗教精神，中华民族自其元典时代起就表现出强烈的世俗与入世精神。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追求的是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见识，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在“此岸”的现实生活中积极入世。他们千年来孜孜以求地为老百姓呐喊、奋斗。用宋儒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历经千年演绎、发展，却万变不离其宗。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诚哉斯言。中华文明从孩童时代算起，有5000年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从不墨守成规，也不曾躺在先祖的功劳簿上睡大觉。相反，他们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始终探索自身的生存之道，在与异质文明相处时，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不断学习，寻求共处之道。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中国的先民们很早就懂得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并自觉以自然规律来规范、安排自身的生产与生活。而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也善于从自然规律中参悟人心精微的奥义，格致社会运行的法则——正所谓“道法自然”。譬如，中国人自古就知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道理。如果说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文明生存的不二法门，那么交流互鉴就是文明发展的内在需求。在历史上，只有同其他文明保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文明，才保持了旺盛的生命活力；也只有那些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养分的民族，才得以在交流互鉴中不断革新、不断前进。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尚书·尧典》这样评价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这位上古神话与历史中的伟大领袖，用他的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并因元典的代代相传、阐释与再阐释而影响至今。如《尚书》所论，尧之伟大，并非因为蛮横强力，乃是因其道德高尚：尧能弘扬“大德”，让家族和睦；在家族和睦的基础上，尧将“大德”向外推延，故可以协调“百姓”，即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实现部落社会和睦；在部落社会内部和睦的基础上，尧继续将“大德”再次向外推延，于是协调诸侯万邦，让各个邦国都能够彼此和谐共处。在这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的思维模式展露无遗。
　　尧的时代早已远去，然而，中国古典政治理想中“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思想却因其超越时空的意义依旧独具价值、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