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瑀（575—648），字时文，南朝西梁明帝萧岿第七子，隋炀帝萧皇后胞弟，隋朝大臣，唐高祖、太宗朝宰相。萧瑀在唐太宗朝先后六次拜相、又六遭罢相，甚至被罢免全部封爵、封邑，逐出京都。尽管如此，他依然矢志不移，不改忠贞报国的初心，刚直不阿、嫉恶如仇、骨鲠亮直的铁石品格毫不褪色。
　　西梁皇子入隋归唐两连跳
　　萧瑀9岁之时，被封为新安郡王。难能可贵的是生于帝王之家、长于富贵窝中的萧瑀，丝毫没有沾染浮靡放荡之气，自幼“爱经术，善属文。性鲠急，鄙远浮华”。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12岁的萧瑀随哥哥萧琮入隋，定居长安。隋炀帝杨广仅比萧瑀年长6岁，两人志趣相投，在一起生活多年。杨广为太子时，萧瑀被任命为右千牛（皇帝身边的高级禁卫武官）。
　　萧瑀的妻子独孤氏，是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娘家侄女，而李渊的母亲是独孤皇后的姐姐。这样论起来，唐高祖李渊和隋炀帝杨广是姨表兄弟，两人同萧瑀之妻独孤氏都是姑舅表兄妹，李渊比杨广大3岁，在隋文帝杨坚当朝为帝之时，李渊、杨广和萧瑀，是三个交情笃厚的好兄弟。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杨广继位为帝，是为隋炀帝。姐夫做了皇帝，姐姐当了皇后，萧瑀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先后被擢升为尚衣奉御、检校左翊卫鹰扬郎将、银青光禄大夫、内史（中书）侍郎。
　　杨广登上帝位之后，骄奢淫逸，昏庸无道，萧瑀屡屡抗颜直谏，数度搞得杨广当众下不了台，使得杨广大为憋气窝火。
　　大业十一年（615年）八月，隋炀帝杨广巡行北部边塞，被突厥大军层层围困于雁门关，形势十分危急。萧瑀劝谏杨广“下诏赦高丽，专讨突厥，则人自奋矣”。杨广身陷重围之中，当务之急是如何冲出重围逃命，当众允诺同意萧瑀的奏请。可是，当突厥大军解围而去，杨广又懊悔采纳萧瑀的建议，不由气愤难平，当即传旨，罢免萧瑀的内史侍郎之职，贬为河池郡守，并命他不得有片刻滞留，立即前往赴任。
　　所谓“祸兮福所倚”。隋炀帝杨广冲天一怒，负气将萧瑀贬出京都，使萧瑀侥幸躲过一劫，避免了日后陪同杨广殉葬的悲惨厄运。
　　隋末，天下大乱。大业十三年（617年），唐国公李渊起兵于晋阳，率三万士卒庄严誓师，以“废昏立明，拥立代王，匡复隋室”的名义，挥师直趋关中，攻占长安。第二年，李世民率军进攻割据一方自称西秦霸王的薛举，特地前往河池拜会萧瑀夫妇，萧瑀和妻子独孤氏热情设家宴款待。
　　席间，酒酣耳热之际，李世民忽然神色诡秘，双手捧出父亲的亲笔书信，恭恭敬敬地呈给萧瑀。萧瑀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李渊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瑀弟胸怀万机，才智过人，请速来京师，共辅社稷。”读罢，萧瑀的视线依旧久久凝滞在书信上，神情肃然地说：“社稷危之，明主有出。表哥相召，岂敢违命！”萧瑀立即饱蘸浓墨，修书一封，向李渊表明心迹，派人飞马送往长安。随后，收拾行囊，立即启程，奔赴长安。
　　李渊见萧瑀夫妇来归，欣喜异常，安排设盛宴款待，任命萧瑀为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为民（户）部尚书。
　　力谏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
　　唐高祖李渊对萧瑀极为器重，据《旧唐书·萧瑀列传》：“时军国草创，方隅未宁，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诸政务，莫不关掌。高祖每临轩听政，必赐升御榻，瑀既独孤氏之婿，与语呼之为萧郎。国典朝仪，亦责成于瑀，瑀孜孜自勉，绳违举过，人皆惮之。”
　　唐朝初创，百业待兴，萧瑀熟识国典朝仪，又忠心耿耿，殚精竭虑，孜孜自勉，素有直声之誉，深得李渊信任。在临朝听政这样隆重严肃的场合，李渊既不称呼萧瑀的职务，也不称呼其名姓，而是信口直呼“萧郎”，而且每次临朝，必赐坐御榻，朝中大小所有政务，悉数交给他掌管，这样的信赖与恩宠实属罕见。
　　武德五年（622年），萧瑀迁任内史（中书）令，不久又被任为尚书右仆射，位列宰相。
　　李渊生有22子19女，围绕皇位继承权问题，诸皇子间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特别是随着李渊渐入老年，这种斗争更加日趋白热化。李渊早在称帝之初的武德元年，就立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由于在长期征战中建立起卓著功勋，帐前名将高士云集，羽翼丰满，呼声日高，对于立李建成为太子颇为不服，于是想尽千方百计取而代之。
　　究竟选谁继嗣践祚？朝中大臣阵线分明，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李渊内心偏向于长子李建成，对次子李世民则心存疑忌。萧瑀是李世民坚定的“铁杆粉丝”。他不顾个人安危，屡屡向高祖李渊诤谏，劝李渊早下决心，改立李世民为太子。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626年7月2日），秦王李世民在都城长安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胞兄皇太子李建成和胞弟齐王李元吉，逼迫父亲李渊立自己为皇太子。两个月后，高祖李渊禅位于李世民，是为唐太宗，李渊退位为太上皇。
　　骨鲠亮直，六遭罢相守忠心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之初，即任命萧瑀为尚书左仆射，此后20年间，他作为宰相活跃在朝廷权力中心，可谓风光无限。
　　萧瑀究竟有多牛？据唐人李亢撰《独异志》记载：某日，李世民设宫宴招待几位重臣，他端起酒杯，扫一眼满座臣僚，兴致勃勃地说：“你们几位都是朕的腹心重臣，谁觉得自己最为贵幸，便先把酒杯端起来。”在座的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都相顾无语，静默不动，只有萧瑀翩然起身，趾高气扬，旁若无人般举杯相迎，口中还念念有词：“臣乃梁朝天子儿、隋朝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
　　太宗闻之，抚掌大笑，举座欢颜。
　　然而，“高处不胜寒”。虽贵为百官之长的宰相，萧瑀的仕宦之路并不平坦。到贞观二十年（646年），萧瑀先后6次拜相，6次罢相，皆因其坚守大义，直言大讳，大起大落，屡罢屡拜，又屡拜屡罢。
　　萧瑀就是萧瑀，不管被罢免多少回，也不管遭到什么样的惩罚、赋闲多久，一旦重新被起用，依然是一身浩然正气，无所畏惧，就像战士重又冲上了战场，持盾仗戟，奋勇拼杀。20年间，变化的是宦海沉浮，人情冷暖，不变的是萧瑀公正无私、忠贞亮直、刚直不阿的铁石品格，是任凭风吹浪打永远坚定不移的报国初心。
　　立身清俭，临终遗书嘱薄葬
　　贞观二十年（646年），萧瑀最后一次被罢相，且被剥夺了全部封爵、封邑，逐出京都，被派往商州去当刺史。后来，太宗动了恻隐之心，授萧瑀金紫光禄大夫，复封宋国公，加特进。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萧瑀病逝，终年74岁，追赠司空、荆州都督，陪葬昭陵，赐谥号“贞褊”。
　　难能可贵的是，终其一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萧瑀依然初心不改，历久弥坚。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当萧瑀预感到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遗书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气绝后可著单服一通，以充小敛。棺内施单席而已，冀其速朽，不得别加一物。无假卜日，惟在速办。自古贤哲，非无等例，尔宜勉之。’诸子遵其遗志，敛葬俭薄。”
　　骨鲠亮直冰莹心，感天动地泣鬼神。隋炀斗筲逐忠直，唐祖慧眼迎诤臣。武德力谏立英主，贞观之治彰殊勋。二十年间六罢相，两朝隆兴慰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