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评价黄丕烈：“乾嘉以来藏书家，当以先生（黄丕烈）为一大宗。”黄丕烈作为有清一代著名的藏书家，其藏书的情怀、识见，其所交藏书之友的行为，都深深地影响着后世藏书人。其对书的情感，投射出读书人的志趣和追求。
　　藏书家的情怀
　　黄丕烈出生于具有藏书之乡美称的苏州。黄丕烈家学渊源深厚，自幼塑造了他读书好学的品性。黄丕烈的表兄石韫玉说他：“少岁读书，务为精纯，发为文章，必以六经为根底。”这为黄丕烈走上藏书之路奠定了学识基础。黄家虽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比较殷实，这为黄丕烈走上购书藏书之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等到黄丕烈试图走科举之路但是遭遇挫折，促使他将人生志趣投向藏书。他从20多岁开始一直到63岁去世为止，历时40余年的藏书生活，收藏了大约200多部宋版书和上千种元、明刻本以及其他古籍善本，所收之书之多之精，罕有后人能够与其匹敌。当代学者屠友祥评价黄丕烈“自二十八岁开始收书，系以跋语，至六十三岁谢世，几乎无一日不专意于书。”这段话可为至允之言。
　　黄丕烈藏书爱书的意识渗透到血液中。作为一名藏书家，他将自己的室名，根据不同的藏书风格和特点，进行命名。表现黄丕烈藏书特点的室名有学山海居、读未见书斋、求古居、陶复斋等；表现黄丕烈藏书志趣的室名有学耕堂、养恬书屋、听松斋、学圃堂等；表现黄丕烈对前人仰慕之意的室名有太白楼、小千顷堂等。
　　将书作为祭祀对象，是从黄丕烈开始做起的。1801年除夕，黄丕烈在书斋举行了第一次祭书典礼：“布列家藏宋本经史子集，以花果名酒酬之。”后来，每年除夕这一天，他都要举行祭书典礼。在举行祭书典礼的时候，他时常邀请书友一起来祭祀，这种祭祀亦成为藏友之间展示藏品、切磋文化的桥梁。
　　1806年，黄丕烈看到宋抄本《周易集解》，书商标价10两白银。当时有一个叫陈鳣的人抢先定下该书。但是，黄丕烈业已将该书第一册拿走后，虽卧病在床，仍念念不忘此书。陈鳣为了不加重黄丕烈的病情，放弃购买该书。黄丕烈听后，花钱从书商手中将此书买下。黄丕烈的病逐渐也恢复好了。这段以书治病的史实成为他爱书的佳话。
　　从他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为了收藏古书，不惜持续花费钱财来购买。从“以制钱二千购得元刻本《读四书丛说》残本五卷”，“以番钱二十枚购得元刻本《宋朝南渡十将》不分卷”，“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百金得之”等等记载中可见其花费颇多。当他以每叶白金二钱购得宋刻本《三谢诗》时，不禁发出“宋刻之贵，至以叶数论价，亦贵之甚矣”的声音，但也有“存此宋刻，差足自豪”的满足感。
　　63岁的黄丕烈开始走向生命的终点，但就在这一年，他仍积极广收古书，比如宋刻50卷《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被他购买，他还通过“此可为吾家世守之宝”之言来表达当时喜悦的心情。在他去世前的11天，还在为他所收藏的一本书作跋，对书的感情溢于言表。
　　藏书家的识见
　　黄丕烈的藏书主要是以质取胜，而不是以量取胜。他为藏书质量定下的标准是“求古”。关于求古，他说：“蓄书必取旧刻名抄。”黄丕烈藏书依据之一是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中定下的书单。他自己说：“余蓄杂家书多旧本，大半出诸《读书敏求记》所载者。”黄丕烈在学余堂书肆上看到旧抄本《孟子注疏解经》，翻阅中见该书有内容残缺之处，心生厌倦，便退还给书肆。等到他翻阅钱曾《读书敏求记》时，发现该书收录了《孟子注疏解经》，并且写有提要：“《孟子注疏》是丛书堂本，简端五行，为匏翁手笔。”意识到这本书重要的黄丕烈急忙赶赴书肆中求找，发现该书被人携带走了。此时，黄丕烈非常懊悔。过了一段时间，《孟子注疏解经》这本书又意外回到书肆。喜得这一消息的黄丕烈将该书购回。他翻阅此书时，看到的确有匏翁的手笔，庆幸买到了这本古书。
　　从藏书范围来讲，古书中经史子集，他都有所涉猎。黄丕烈说：“读书在广见博闻，余谓藏书之道亦然。”比如“集”，黄丕烈偏爱唐人文集，藏之甚多，“余最爱唐人文集，非旧刻即名校名钞，故所储甚夥”。从藏书偏好来讲，他喜欢“兼蓄重本”，旨在能够通过相互比照，进行核实。黄丕烈说：“余于古书，每见必收，故一书竟有重复至三四本者。”从藏书意识来讲，他讲究残全俱收。当黄丕烈看到宋刻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12卷，保存完整，非常喜爱，不惜花费120两白金来购买。然而，古书由于年代久远，难免有散佚。黄丕烈能够独辟蹊径，致力于对残本的收藏，因为这里面有着他缺与全的辩证思想，收藏暂时的残本，目的是更好地收藏，即收其不全，目的是为了日后收其全。
　　藏书家的交友
　　黄丕烈说：“爱书者尤不可不爱友也。”爱书之人必爱交友，所交之友必是藏书有得之人。黄丕烈围绕藏书活动所交之友都跟书有关。他所交之友来自藏书界、学术界等，他所交之友又为他的藏书眼光和活动增加了厚度。
　　杭州名画家陈鸿寿为当时苏州四个最有名的藏书家周锡瓒、顾之逵、袁廷梼和黄丕烈四人，作了一幅题为《藏书四友图》的画，“藏书四友”之名遂盛称于世。周锡瓒比黄丕烈大21岁，二人因书结成忘年交。在黄丕烈50岁的时候，周锡瓒将自己珍藏的宋刻本《姚少监文集》赠予他。这也是黄丕烈有“知余有同嗜，故踪迹甚密”之语的来源。顾之逵与黄丕烈同时走上藏书之途，二人常因收书而赏奇析疑，尽友人之欢。袁廷梼家有余财，又有祖先遗书万卷。袁廷梼与黄丕烈因书结缘，继而成为儿女亲家。当袁廷梼去世时，黄丕烈还有“手触遗编涕泗流”的悼念语。
　　家乡的钮树玉、吴翌凤、张绍仁、汪士钟、石韫玉等藏书家皆与黄丕烈为好友。通音律、工篆刻，嗜好藏书的钮树玉在所游学之处，遇到旧书善本，一定会想尽办法收藏。
　　黄丕烈与江苏藏书家张燮、瞿中溶、张金吾、孙星衍等也有交往。张燮喜好藏书，聚书万卷。张燮与黄丕烈同去北京参加会试，闲暇之余，遍游书肆，有“两书淫”之称。后来，张燮高中进士，黄丕烈落第归乡，二人遂踪迹渐疏，但仍有书信往来，内容多为藏书事宜。瞿中溶访碑稽古，收藏颇丰，与黄丕烈私交甚笃。二人经常交流藏书心得，黄丕烈称赞瞿中溶“见古书必为讨厥源流”。被黄丕烈称为“爱书好古”的张金吾立志要收藏好书，其所藏之书，经过精心编排，体例精当，被世人所称道。孙星衍喜好藏书，所藏之书不下10万卷。黄丕烈经常向孙星衍借书，且把孙星衍“能再借我影抄”作为人生幸事。
　　黄丕烈与浙江藏书家黄锡蕃、吴骞、陈鳣、鲍廷博等均有交往。黄锡蕃家富余财，藏书颇丰。黄丕烈说：“椒升（黄锡蕃字椒升），余二十年前友也。颇藏书，最喜金石，好蓄古印，兼精篆刻。尝往来吴门，从潜研老人游。每至，必携古书相质证，余时或得之。”吴骞每遇善本秘籍，一定会倾囊而买，所购之书，筑拜经楼藏之。吴骞经常来苏州看望黄丕烈，每来总会和黄丕烈交换各自所需之书，交流藏书体会。陈鳣精通百家经史，性格喜藏，与黄丕烈为书友。陈鳣知黄丕烈购买到一本宋代《梅花喜神谱》，便为其代购一本《梅花百咏》，以配其书。随后，陈鳣又赠送黄丕烈明刻本《名花百咏》。黄丕烈视为珍宝。黄丕烈经常去陈鳣在苏州住所，知陈鳣有一本大德本《汉书》，便以家藏大德本《后汉书》相赠，受到陈鳣喜爱。鲍廷博藏书极多，曾经为朝廷进献自己所藏之书，得到乾隆褒奖。鲍廷博与黄丕烈二人曾“纵谈书林旧闻，娓娓不倦”，被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