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君臣经略整合北部边疆，在充分借鉴前朝经验基础上，创造性运用怀柔羁縻手法，文武并举并用，构建了高效的防卫体系，维持了相当平稳的边境秩序，将王朝影响力推向更深广的地域，为后世经略疆域和治平天下提供了有益借鉴；特别是在边外以“胡汉一家”的思维建立实质性军政体系，不仅开创了海内治平、万邦来朝的新局面，还顺应了民族间深度融合的历史趋势，也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深度交流打开了通路。
　　把控总体局势蓄力以谋取“先胜”
　　在清除内外安全威胁的过程中，着力于王朝内部强盛的同时，以武备为基本保障，不断营造对敌的绝对优势。贞观元年（627），东突厥颉利可汗因任用赵德言，变更旧俗、政令烦苛，内部分崩离析，又发生天灾、用度不足的问题，太宗征询是否出兵征讨，长孙无忌认为“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由此作罢。其后，鸿胪卿郑元璹出使归唐，亲见突厥败亡之象，群臣多认为应抓住战机，太宗则言“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再次否决了出兵提议。静观其变的同时，着眼“先胜”原则，打造有利于我的战略态势，先后扶助突利可汗以兄弟相约，扶持薛延陀夷男为毗伽可汗且与之和亲，促使对峙局势发生明显偏转。先有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部脱离颉利可汗，后突利可汗、契丹部相继归降，至贞观三年（629），针对东突厥颉利可汗的“大口袋”已布局完成，应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可伐“六状”之请，方正式筹备反击。
　　贞观末年唐廷决意征讨高丽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整个动员过程做得非常精密。先是高丽多次侵犯新罗、百济，不仅打破了区域安定秩序，更是截断了朝贡通道，但唐太宗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及时予以安抚、积极居中调停。随后，高丽内部又发生变乱，盖苏文弄权弑杀高丽王建武，又联合百济攻打新罗，唐廷调解双方矛盾时，盖苏文已攻占新罗两座城池，半岛局势急转直下，后经李勣劝说，唐太宗才决意平乱。鉴于隋亡教训，唐太宗充分预估了出兵风险，变换了征兵措施改为征募天下骁勇，有效避免了因强征引发民乱的可能。此外，高度重视后勤保障，以莱州为水军基地，在乌湖岛屯备军粮作为补给基地，督造四百艘船只转运军粮。确定安市为主攻方向，以水军威逼平壤，又诏命新罗、百济、奚、契丹作为策应，遇到久攻不下时，改变强攻策略，分兵扰之以待其疲敝，坚持稳扎稳打。
　　运用羁縻州府制度构建安防共同体
　　在北疆广泛设置羁縻州府，作为拱卫北疆总体安全的第一道屏藩，不仅打破了传统“夷夏之辨”的局限和偏见，还构建了中央政权统揽、各国各族参与其中的安防模式，极大地将王朝影响力辐射周边，主要战略方向的把控能力也得到了显著增强。降伏东突厥后，对安防体系进行了大范围重建，“东至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
　　贞观四年（630），在伊吾七城设立西伊州，作为经营西域的“桥头堡”，后随疆域拓展及诸部归附，平定高昌后，于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年（646），西域各邦十余国首领来朝，置州府的规模更大，一次便设置了瀚海府、金微府、燕然府、幽陵府、龟林府、卢山府以及皋兰州、高阙州、鸡鹿州、鸡田州、榆溪州、蹛林州、寘颜州等六府七州，立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后拓展成燕然都护府作为统领。
　　此外，充分发挥游牧民族部落擅长骑射、熟悉地缘环境的优势，多以将军任之用之，形成了有唐以来所谓“诸夷蕃将”群体，在平定叛乱、维护安定局面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贞观八年（634）征讨吐谷浑，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制五路大军，调发突厥、契苾兵众以加强兵势。在此过程中，李靖分两路追击吐谷浑，其中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所率骑兵发挥了制敌关键作用，在吐谷浑国相天柱王发动反攻时，薛万均、薛万彻遭遇围攻，为契苾所救，同时执失思力也率部击破吐谷浑于居茹川，由是二军得以会师合力大破之。追击过程中，契苾何力极力建议顺势一举击灭吐谷浑，并自率千余骑作为前锋直趋突伦川，遂得以大获全胜。再如，阿史那社尔本为处罗可汗之子，贞观十年（636）拜为左骁卫大将军，后以交河道行军总管身份参与平定高昌叛乱。其后，又任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讨平龟兹，连下五大城擒其王，受降七十余城，为深入经略西域树立了兵威。
　　以礼相待慎用征伐
　　太宗对征伐手段的运用，往往也从确保天下太平、维护礼法的角度予以斟酌，而不是依仗国力军力强盛随意发动战争，较好地坚持了“先礼后兵”原则。
　　经略西域时，应焉耆之邀打通朝贡通道，引发高昌侵略焉耆，继而阻止西域朝贡使者入唐。随后，高昌又联合西突厥侵略伊吾，大有扰乱西域格局之势，薛延陀可汗又请出兵击高昌，于是太宗进行了布置，遣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与薛延陀联合，筹备征讨高昌。发兵之际，太宗仍希望高昌王文泰能够悔过而“复下玺书，示以祸福，征之入朝”，文泰竟称病不至，由此才有贞观十四年（640）发兵征讨高昌不臣之事。在取得决定性胜利前夕，侯君集贯彻太宗起“问罪之师”的意图，拒绝了将领们欲在高昌王文泰葬礼上偷袭的建议，认为发兵征讨在于高昌国骄慢，并非攻城拔寨、耀武扬威，于是在礼毕之后才发兵攻城，树立了“王师”形象。
　　贞观二十一年（647）龟兹王诃黎布失毕继立，“浸失臣礼，浸渔邻国”。太宗为维护西域安定，特遣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契苾何力及安西都护府郭孝恪等领兵共击之，同时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联合进兵征讨。此役成功击灭龟兹国，宣明伐罪之意，后立叶护为王，归唐后太宗以原龟兹王布失毕及为左武卫中郎将，释放其手下将领那利、羯猎颠，贯彻了“吊民伐罪”“存亡继绝”主旨。
　　再有，对作为影响北疆总体安定局势的重要势力——吐蕃，也予以充分关照。贞观十二年（638），吐蕃入寇弘州，唐太宗遣使者冯德遐予以抚慰，吐蕃赞普弃宗弄赞请婚不成，于是先后兵击吐谷浑、破党项及白兰诸羌，打破了该区域原有稳定秩序，太宗不得已以礼部尚书侯君集等出五万步骑兵击之，兵威所指迫使赞普弃宗弄赞请降并再次提请和亲，由此局面得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