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宫，西汉都城长安最宏伟壮丽的宫殿，其规模据称有北京紫禁城的六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不过，未央宫在建成之初，曾出现过争议。其当事人恰是缔造汉王朝的核心人物——皇帝刘邦和丞相萧何。公元前200年的春天，刘邦平叛回到长安。当时萧何正负责建设帝都正宫未央宫。不料，“上（刘邦）见其壮丽，甚怒”，责备萧何：“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则答道：“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对这番回答，刘邦很是满意（“上悦”），于是安然住进了未央宫。
　　“非壮丽无以重威”，萧何的辩辞看似功利而权谋，但从建筑文化的角度看，又并非没有道理。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大多数国家、民族都有一种营造宏伟壮丽建筑物的意识，从古埃及金字塔，到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到康熙大帝的紫禁城；从蒙古草原上巨大的敖包，到复活节岛高耸的石人……宏大建筑在世界文明史上无处不在。人类在满足了基本的居住需求后，又发现了建筑物外在的表现性，进而开始追求用恢弘壮丽的建筑物（建筑群，甚至一整座城市），来展示并纪念他们的力量、智慧和历史。再进一步，这种展示、表达和象征，又具有了教化、规训的社会文化功能。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写道：“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丘吉尔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塑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今天这些思想被学术界概括为“社会空间辩证法”，即：人类与环境之间具有相互的作用和影响，人们在创造和改变空间的同时，又被他们居住、生活的空间以各种方式影响着。
　　建筑的这种力量，对于国家政权和执政者以及社会管理者而言，自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而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所见的那些宏大建筑，多数也正是由他们来组织营造的。大型建筑工程的推进实施，本身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国家发展规划、社会治理水平，以及资源调配、社会动员能力的绝好展示。更深层次的，正如当代一位国外建筑大师所说的，“建筑，是用结构来表达思想的科学性的艺术”。国家营造的宏大建筑被有意识地注入执政者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向社会传播的路标、舞台。借由“有思想”的建筑物，人的生活空间被塑造，人们由此产生特定心理意象和行为方式，从而在社会文化层面助力推动形成思想共识和政治认同，促成社会凝聚、民族成长和国家建构。中国历史上，正是营建了壮丽的长乐宫、未央宫，才给西汉宫廷礼制提供了展示的空间。之后历代王朝皆大力营造朝堂宫室，都在试图表达“天人感应”“定于一尊”的大一统政治思想。再放眼世界，当年法国工程师朗方为新诞生的美国规划首都华盛顿时，明确提出：“首都区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必须想到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个伟大的思想，就是爱国主义思想。”于是有了今天华盛顿尺度惊人的国家广场（东西长3公里），以及充满巴洛克气质和古罗马神圣感的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可以说，宏大建筑的存在，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政权而言，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必要性。
　　但毕竟，宏大建筑的组织动员相对复杂，会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谋划不当，极易导致劳民伤财、诱发浮夸奢靡之风等诸多问题，结果得不偿失。特别是在古代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情况下，统治者的生活空间和国家的礼制空间高度重合，“建制立威”和“纵欲虐民”往往就是一线之隔。处理不慎，就会酿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与“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危机。因此以“土木之功”立威的思路，始终也为各种主流政治文化所警觉，甚至否定。在记录刘邦萧何未央宫之辩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下自己的观点：“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司马光的观点很明确：国家的合法性与统治力，源自执政者的政治思想（包括政治道德），而不在于宫室壮丽。当然在今天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没有必要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关键是要把握好主次。政治思想是根本，建筑只是其实现形式、传播途径之一，切不可本末倒置。正如《尚书·大禹谟》所提出的为政之道：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历代不少古人也将其作为指导大型工程建设的思想原则，即建筑活动应以德性为根本，以实用为标准，以厚生为目标，以和谐为价值追求。这种态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两千多年前围绕未央宫营建发生的辩论，其实反映的是物质与文化、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问题。“要不要搞宏大建筑？”似乎是摆在中国古时历代治国者面前的难题，一个“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悖论。而在现代社会，当我们真正了解宏大建筑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明确什么是它们应有的思想灵魂和价值取向，这个恰当的判断是不难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