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女德”作为一种悠久而复杂的文化积淀，是研究中国传统伦理必须关注的重要内容。目前，社会性别和妇女史研究已渐成显学。明清善书中的妇女伦理，为考察和了解当时民间通行的妇女观以及妇女的实际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窗口。
　　要想了解传统伦理的生活实态，阅读古代流传至今的善书比阅读经典还要重要，通过善书了解“女德”是较为便捷的途径。善书是劝善书的简称，指宣讲伦理道理、劝人行善止恶的各种类型的通俗读物。重视道德教化是中华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善书类作品的起源很早，如出现于秦汉之际的《孝经》，就是一部用通俗语言阐发儒家孝道的著作。但善书的大量出现和广泛流布，则是宋代以后的事情。特别是到晚明以后，善书的创作和传布日益繁盛，至清代已达到“遍于州县，充于街衢”的程度。
　　善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生活于民间的乡绅和士人，他们自认为是传统道德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有“教化”之责，试图通过刊行善书以及在婚姻、丧葬、祭祀等方面推行规范化的仪节，将儒家伦理世俗化、生活化，或者说是将日常生活道德化、礼仪化。不过，善书的内容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但也广泛包融了佛、道二教的信仰观念和道德规条。可以说，善书所传播的内容，是为当时社会各阶层所普遍认可的一些思想观念和伦理规范。
　　妇女伦理是明清善书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思想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而保持妇女的从属地位，被认为是维持和谐家庭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很早就出现了一些规范妇女行为的道德规条，如《仪礼·丧服》有“三从”（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随子）之说，《周礼·天官》有“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之教。从汉至唐，专门性的女教宣传品不断产生，较著者有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皇甫规的《女师箴》、贾充妻李婉的《女训》等。
　　到明清时代，随着善书的兴盛，宣讲妇女伦理规范的专门性作品更是大量涌现，如吕坤撰有《闺范》、吕德胜撰有《女小儿经》、贺瑞麟撰有《改良女儿经》、陈宏模撰有《教女遗规》等。还有一些作品不著作者名姓，如《金科辑要闺范篇》就假称是玉帝钦定、经文昌帝君恳请颁布下来的。此外，各类综合性的善书中，也往往含有关于妇女伦理的内容。这些善书的内容有繁有简，但思想倾向则基本一致，都体现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道德精神。
　　本文仅以曾经在晚清民国风靡一时的《文昌帝君功过格》为例，对善书中的妇女伦理作一简要介绍。该书大约出现于雍正初年，伪托文昌帝君下凡乩书传授，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的文字虽然简约，但内容却十分齐备，几乎为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确定了善恶标准。该功过格的“闺门”部分，将妇女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分为九大类，详细罗列了闺门功格85条、闺门过格123条，涉及妇女立身处世、待人接物、言行举止等各方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妇女角色的理想预期。
　　实事求是地说，该功过格所罗列的妇女行为规范，部分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今天的道德建设中仍有其价值。比如在家庭关系方面，提倡孝敬长辈、助夫为善、教育子女、敦睦亲族，提出“侍奉疾病无厌倦心”“相夫子成德成学”“赞助义方，教子成立”“妯娌、姑妗、姐妹相敬爱”“等；在个人修养方面，提倡持身端正，如“居处端庄”“慎举止”等；提倡纯朴勤劳的，如“勤俭同心作家”“早起夜眠，操作勤苦”等。
　　另一方面也无庸讳言，该功过格所罗列的妇女伦理，也有很多歧视性或禁锢性的糟粕。比如在家庭关系及个人自由发展等方面，要求妇女无条件地顺从丈夫，力图把妇女限制在家庭之内，并禁锢其精神自由及个体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