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献公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收复河西故地，但是壮志未酬。献公年过不惑，方有子渠梁，对他寄予厚望。孝公和献公有强烈的父子共鸣，儿子深刻领会父亲“且欲东伐”的用意，就是要“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孝公终身以此为己任。
　　商鞅入秦，三次觐见，唯宣霸道，进富国强兵之策，才打动孝公。可见在孝公心中，有强烈的主观看法和清晰的远景规划，商鞅是尽辅佐之力。之后秦国巨变，与其说归因于商鞅变法，还不如说主要归因于孝公护法，护的是献公兴国图强之法。
　　何去何从
　　秦献公六年（公元前379年），田代齐姜；秦献公九年，魏、赵、韩灭晋而三分其地。晋和齐这两个昔日强大的对手，在激烈残酷的对外竞争中没有服输，却相继倒在了错综复杂的内部斗争中，这不仅让秦献公深受震动，也在孝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分则弱，滞则亡。
　　孝公的秦国，虽然经过献公的努力，中央政府得到加强，但是国内旧势力根深蒂固，对于献公开启的变革心怀不满，涓涓暗流随时可能变成波涛汹涌。要对继续变革的道路充满自信，才能沿着振兴秦国的道路坚定走下去。孝公继位后马上颁布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渴望图强之意溢于言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成天下大事，须广有天下之才，孝公吹响了强秦的集结号。
　　帝国重构
　　由春秋入战国，各国都在奋起，每一段平静的日子都是难得的发展窗口期。颁布求贤令后，孝公喜得商鞅，但是没有贸然采取行动。孝公绝对是一位“微操”大师，他和商鞅的行动是从“小动作”开始的。商鞅在秦蛰伏三年，始论变法。朝堂之上，与世族大臣甘龙、杜挚激辩，再次宣扬了孝公的决心。
　　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秦国颁布《垦草令》。此令表面是以粮为纲、以农为本，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孝公从底层动员了民众，动摇世家贵族的旧势力。孝公“小步快跑”，三年一台阶，孝公六年，正式任命卫鞅担任左庶长，徐徐拉开大幕。孝公心中有一幅宏伟蓝图，一是决裂阡陌、鼓励开荒垦田，二是推行县制、强健国家筋骨，三是“初为赋”、建立国家财政，以此三策重塑秦国结构。
　　献公大胆探索县制，秦孝公彻底推广县制，聚小乡小邑为县，把全国分为了41个县。孝公还乘势强化垂直行政管理系统，孝公十三年，“初为县令，有秩史”，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县级行政机构的长官和辅佐人员。孝公十四年，“初为赋”，中央政府从县里收取税赋，国家机器开始启动。中央政令能够抵达国家末端，而全国的财力物力也能集中到中央政府，打通了大国经脉，秦国具备了惊人的动员力和爆发力。秦孝公十八年，秦国统一度量衡，为秦国崛起打造了坚实的底盘。
　　孝公肖于献公，时常反复回忆思考父亲当年韬略，从父亲的一言一行中探寻未来的家国之路。献公继位不久，迁都栎阳，一是靠近前线，以便和魏国较量；二是脱离旧都，便于推进变革。孝公决意效法献公，再次迁都至咸阳。咸阳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流而下可入黄河，“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迁都咸阳，有地势之利，也便于孝公放开手脚，在一张白纸上绘就变革的蓝图。
　　持续弱魏
　　秦国要崛起，魏国是越不过去的门槛，孝公和商鞅聚焦主要矛盾，策划演绎了一部传奇连环计，时而骚扰，时而猛攻，急缓交替，持续弱魏。
　　孝公七年（公元前355年），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会盟，这是一场试探性的交往。秦孝公八年，赵国进攻卫国，卫国是魏国的小伙伴，于是赵魏冲突。魏国主力兵团围困赵都邯郸，赵向齐求援。齐军围魏救赵，与魏军大战于桂陵，消灭了庞涓统帅的魏国主力兵团。秦国乘机出兵攻魏，元里一战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并占领魏国少梁。这是秦国变法后第一次对魏国的胜利。
　　孝公审时度势，以利相合，逐渐和齐、赵联系，三国对魏国形成了东西北合围之势。秦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齐魏爆发马陵之战，魏国太子申统帅的主力兵团再次被齐国击溃，元气大伤。此战魏国无法对于齐国尽全力，因为其另一部主力兵团被秦国牵制。而且，马陵之战次年（公元前340年），秦又与赵、齐联合伐魏，商鞅使诈，全歼公子卯统帅的魏军。
　　至此，魏国三大主力兵团消耗殆尽，迫于无奈，主动割让河西之地，向秦求和，并迁都大梁。十余年间，桂陵、元里、马陵等战波诡云谲，秦国在背后若隐若现，逐步实现了关键转折，取得了对魏国的优势。
　　远交近攻
　　三晋虽同出一门，但是魏赵韩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竞相扩展，甚至自相攻伐。秦孝公继位之初（公元前361年），赵韩曾合兵攻打秦国。孝公并不以为意，他深深知道秦的对外关系中，魏国是主要矛盾，河西之地是核心利益，其他可以缓缓图之，赵韩甚至是可以拉拢的伙伴。
　　孝公时代，秦、韩两国接壤不多，韩不是秦国首要战略扩展方向，如果韩和秦站在一起，三晋就难以团结了。保持自己的平衡，而破坏三晋的平衡，秦国找准了切入口。经过多年的暗中努力和动员，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韩昭侯来朝，此后终孝公一朝，韩国始终是秦国的坚定盟友，没有参与任何针对秦国的联合军事行动。
　　盟韩、亲赵、攻魏，孝公“远交近攻”的阶段性战略思想初步形成，这是献公东进之策的具体化，取得了重大实效，逐步取得了对魏国的战略优势，日后范睢的建议是扩大版的战略升级，远交近攻由三晋推演至天下。
　　秦孝公具备极强的战略平衡感，东进大有收获，收复了“穆公之故地”，在南方还巩固了和楚国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孝公五年，“楚右尹黑来迎妇”。这一切是秦国内部变革的外在反映。
　　商鞅变法的成功举措和重要意义无需赘言，秦国在整体国力偏弱的情况下，取得了制度先发优势，在战国初年的复杂格局中领先一步。商鞅的背后是孝公，他意志坚定，全面继承献公遗志，精准实施总体战略，达到“务本力穑之效”。商鞅变法的实质是孝公护法，护的是献公兴国图强之法，秦国默默等待羽化成蝶、万弧挺刃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