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能给人带来冲击和震撼的，往往不是迎面扑来的笑容，而是渐渐远去的背影。
　　初秋的一个早晨，我正在圆明园走步，手机响了，一看，是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打来的，他问：你在哪儿啊？我答：在圆明园。他说：我也在圆明园。然后传来他响亮的笑声，这笑声怎么听都不像一个84岁的老人发出的。我仿佛看见，在远隔千里之外，在时隔数百年的另一个圆明园里，一个时而观察、时而沉思、时而快步疾行的身影。
　　徐文荣所说的圆明园，是在横店按1∶1复健的圆明新园。10年来，历经诸多磨难，终于全部完成，徐文荣实现了晚年最后一个梦想。
　　虽然，以如此高龄依然奋斗在工作第一线，但是包括徐文荣在内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更多地变成了历史中的文字，连乡镇企业四个字，至今已极少被人提起。当然，从乡村走出来的第二代、第三代企业家，他们早已抖落了身上的乡土气，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纵横国内外商场。
　　一晃儿，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40个年头。回望走过的路，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家们的足迹实在是太清晰、太厚重了，清晰得让我们无法忘记，厚重得让我们不能忽视。
　　（二）
　　1990年研究生毕业到经济日报报到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别人不看好的农村部，从此与乡镇企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编的版是乡镇企业版，跑的口是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参加的会议大都和乡镇企业有关，接触的采访对象主要是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家。
　　今天的人们对乡镇企业已经很陌生，但当年这些办乡镇企业的可都是红得不得了。上世纪80年代评选出来的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鲁冠球、禹作敏、常宗琳、李桂莲等，究竟有多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马云。所不同的是，他们都不是从大学校门走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洗脚上田的农民。
　　走进农村，走进农村中的企业，走近农民企业家，我发现，辉煌的背后刻满了创业的艰辛，当时有一个“四千四万”的说法就是很好的概括：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
　　一位农民企业家亲自给我讲过他的故事。新建的厂子出了产品后，作为厂长的他背起产品去城里推销。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产品卖出去，不然全村乡亲省吃俭用办起来的企业就会垮掉。他走进一家城里企业厂长的办公室，话没说完就被推出来。他不死心，晚上又摸到厂长家的院子里，可门还未完全打开，又“砰”的一声关上了。东西卖不出去，无脸回家见父老乡亲，又饥又渴的七尺男儿，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几天后，正当他在这座城市一无所获地转悠的时候，突然听说那家企业厂长的老母亲去世了，于是，他打听清楚后，披麻戴孝直奔厂长家，扑通一声跪在灵堂前，号啕大哭，直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哭得众人纷纷投来疑问的目光，最后终于有人请来厂长确认是哪门子亲戚。结果，厂长答应购买“老乡”的产品。
　　我把这个故事再讲给一位知名乡镇企业家的时候，他笑着说，他哭还能找到门，我们有时候连哭都找不到门。
　　虽然乡镇企业的时代过去了，但我认为，老乡们留下的“四千四万”精神应成为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继承和发扬。
　　（三）
　　提到鲁冠球，今天的企业家们无不表现出深切敬意。从上世纪80年代首次当选十佳农民企业家，直到2017年去世，他一直战斗在时代最前沿，被称为企业家“常青树”。20年来，记不得多少次走近他，在他20年不变的鲁式微笑背后，是万向的巨变，从一个只有七八个人的铁匠铺，蝶变成享誉全球的国际化的万向集团。
　　近年来，中国企业家纷纷走向海外，但走出去容易，赢得尊敬不容易。2014年，在国外读书的孩子充分感受到了万向集团在美国的声誉之后，利用暑假回国，想去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企业家。鲁冠球不仅亲自接见，介绍万向的发展历程，而且在晚饭时继续针对他的一个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解答。问答集中在一个主题上：美国人为什么尊敬万向？鲁冠球为什么两次受邀到白宫会谈？为什么多位部长和各地方官员纷纷约见？
　　根据这次问答，我写成了一篇短文《走出去，并受到尊敬》，刊发在当时我所服务的报纸上。
　　今天，媒体和企业家们送给鲁冠球许多荣誉称号，除“常青树”外，还有诸如“浙商精神教父”等等，但是，根据我对鲁冠球的理解，他就是老乡，就是农民，就是乡镇企业家，这是他的本色和初心。
　　（四）
　　乡镇企业被誉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二次伟大创造。在国内，曾被称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在海外，则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武器”。
　　乡镇企业原来叫社队企业，是原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通过农业资金积累和社员劳动积累起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社办社有，队办队有。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中，把社队企业的范围拓宽，并改称为乡镇企业，它的背景是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农村新的政经体制的建立。中央文件还对乡镇企业进行了界定：乡镇企业“即社（乡）队（村）举办的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企业，其他形式的工业和个体企业”，这即是很长时间内所谓的“四个轮子”。
　　按照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的规定，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法律所规定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就是耳熟能详的“工业反哺农业”。
　　还有一部《乡镇企业法》？没错。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立法的问题被提出来，但是争议也是比较大的。当时我主编的经济日报乡镇企业版组织刊发了一大批稿件，总的看，赞成立法的是多数；自然作为主编的我，也是赞成派。
　　近年来，废止《乡镇企业法》的声音不时响起。据了解，主管部门和全国人大都在进行论证。一部法律的立废，折射着国家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成千上万乡镇企业的盛衰。
　　（五）
　　党的十八大期间，我见到了十八大代表、红豆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局主席周海江。周海江是第一代著名乡镇企业家周耀庭的儿子。他不仅是十八大代表也是十九大代表，还担任着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他从父亲手里接棒之后，不仅企业搞得好，而且党建工作抓得实，抓出了新意，成为民营企业党建的样板。现在，经常能看到周海江出席中央领导主持召开的各类座谈会的身影。
　　十八大见面后，我写了一篇短文《接班》。
　　随着与第一代乡镇企业家的接触，我感觉到了接班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挑战，于是拿出时间做了大量调查和访谈，主要集中在著名乡镇企业家中的四对父子，就是万向集团鲁冠球父子、横店集团徐文荣父子、华西集团吴仁宝父子和红豆集团周耀庭父子。
　　出乎意料的是，无论为父为子，他们都相当配合，非常坦诚。当年我的长篇调查先是在经济日报整版刊发，随后《中国企业家》杂志专门做了主题封面文章，紧接着中央电视台又做了两期专题节目，第二代乡镇企业家走向前台，一时间“乡企四少”的提法频频见诸报端，乡镇企业家（民营企业家）的接班问题就此揭开面纱，受到高度重视。
　　如今，吴仁宝和鲁冠球已先后去世，吴协恩和鲁伟鼎已分别接棒华西集团和万向集团。
　　作为一名记者，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期，有幸陪伴乡镇企业家们走过一段历程，见证了乡镇企业的兴与衰、进与退，也体会到了乡镇企业家们的苦与乐、悲与喜。更欣喜地看到，新一代企业家们在新时代的大潮中成长成熟、做大做强。时光褪去，时代前行。历史的进步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每一个足迹都值得记忆、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