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的“求贤令”暗藏着一篇秦君小传，“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这段低潮期起于秦厉共公，“不宁”暗生，那时的秦国究竟出了什么情况呢？
　　大时代的国家竞争必须凝神聚力，准确寻找发力的突破口，一旦整体战略迷失，四面出击，就会劳而无功。秦悼公留下不薄家业，厉共公也非庸主，但动荡的大时代诱惑太多，厉共公似乎陷于此彀，想法一多，脚法就凌乱了。
　　公元前476年，秦厉共公继位，西方还是一片平静，东方已经热火朝天，诸侯列国之间竞争节奏越来越快。吴越两国进入对决阶段，数年之内，风头正劲、甚至曾经力压齐、晋、楚等大国的吴国，亡于迅速崛起的越国。吴越之争牵动大国棋局，中原正在酝酿新一轮风暴，这一切似乎离秦国很远。厉共公二年，西南蜀国以丰厚财物主动结交秦国，秦国不仅坐享安宁，甚至还找到了大国的感觉。这恰是迷失的开始。
　　自知者明，自迷者危。厉共公五年（公元前472年），楚人来了；六年，义渠人来了。秦君似乎成为了比周天子还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秦国似乎成为了可以左右天下时局的头号大国。其实，秦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国平衡战略的砝码。义渠强大，试图统领戎族各部，必然着眼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合，同为戎族的绵诸感到巨大压力，向秦国求援。义渠需要秦国置身事外，保持中立。晋国的四大家族智、赵、魏、韩正在暗中角力，试图瓜分晋国，希望秦国此时不要“多管闲事”。楚国惠王攻灭陈国，击败巴国，正在“打怪升级”，渴望有充裕时间来消化胜利果实。各国都希望秦国这头“猛狮”再多睡一会儿，给他们留出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周边各国都在风生水起，大秦却悄然无声。公元前467年，秦厉共公继位十年了，蛰伏许久的秦军终于出击，向东伐晋，攻取了魏城。秦的军事行动牵动各方神经，列国不约而同地继续实施“安秦”策略，秦厉共公十四年，晋国、楚国再次来访，并以大量财物交好秦国。
　　秦晋相安，晋国躯壳中的魏赵韩是最大受益者。尤其魏国与秦接壤，秦魏有潜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魏国抓住时机，苦练内功，站稳脚跟后，立刻把秦国作为最主要的对手。秦厉共公时代，秦国的老对手晋国内斗惨烈，传统“六卿”变为四大家族，进而赵魏韩在晋阳之战中击溃智氏，三家分晋。秦厉共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52年），晋国智氏族人智开率众逃亡到秦国，这是天赐的疲晋良机。秦厉共公原本可以像康公、景公一样，充分吸收晋国归附力量为己所用，持续分化并不稳定的魏赵韩三家势力，但是当时的秦国对此无所作为。
　　晋、楚大献殷勤，秦国被表面现象干扰了视线，把关注点转向了周边戎族。秦和戎族恩怨纠葛，历代秦王只要条件允许，都会策划整合戎族各部。但是秦厉共公缺乏整体考虑，伐戎战略连环出错。义渠、大荔、绵诸是戎族主要部落，其中义渠最强。秦应该联弱攻强，在动态平衡中削弱戎族各个部落。但实际操作中，秦先弱后强，厉共公十六年（公元前461年），秦军攻灭大荔；二十年，秦厉共公亲自率军讨伐绵诸，不经意间把“大块头”义渠放在了最后。厉共公也意识到了此举的重大隐患，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调动秦军全力攻伐义渠。虽然秦最终俘获义渠王，但义渠已经坐大成势，并在躁公时代对秦发动了大规模反击，成为和秦国长期纠缠的掣肘之患，就如一颗顽强的“牛皮糖”，在惠文王、昭襄王时代多次给秦国带来麻烦。
　　这个时期，秦缺乏清晰的整体战略规划，多欲而无定法，事倍而功半。厉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秦军占取了汉中南郑，修城守备，不仅震慑蜀、巴，对楚也形式了巨大压力。南郑位置敏感，曾反复易主，是秦、楚、蜀、巴之间的战略要地。秦楚尚好，不应过早暴露自身的战略意图，可在南郑留一“虎口”，作为缓冲区，来日方长。秦占南郑，看似下了一招“先手棋”，实际是在错误的时间里做“正确”的事。
　　厉共公应牢记穆公之策，分清敌友，抓住秦晋竞争的主要矛盾，明确主要战略，持续东进。这一阶段，楚国是可以依靠的伙伴，秦应该不断巩固和楚国的战略合作关系，维持向南战略方向的平稳。同时，向东战略方向要积极进取，乘三晋初立，联合赵韩，甚至远交齐国，全力削弱魏国，由河西进兵河东，继而窥伺中原。对周边戎族，应该顺水推舟，联手大荔、绵诸，剿灭义渠，后缓图戎族诸余部。若行此三策，秦国景象会大不一般，昭襄王时代的强秦或许会提前出现。
　　历史没有假设，厉共公的战略摇摆，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秦国精英阶层的不满。再加之秦国内部改革迟滞，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转型远落后于各国，国内“不宁”因素渐渐酝酿、激化，在怀公、出子时代总爆发，以至于日后秦孝公深以为病。
　　没有稳定的顶层国家战略，全力解决单一目标反而可能对整体格局带来巨大伤害。秦厉共公时代，秦屡屡出击，但图变未顺势，求进未得法，忙碌而少功，遂成迷失之危。厉共公去世后仅仅二年，南郑叛乱，脱离了秦国的控制；魏国成为战国首强，三置秦君，秦在黑暗的低谷还要摸索整整一个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