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尤其是著名历史人物，历来备受故乡人的推崇与爱戴。当下，很多地方打出名人故里的招牌，不外乎是借名人效应吸引眼球，有助于招商引资与旅游。于是，有些历史名人竟然被争抢，出现多个故里之说。比如孙武，就有广饶、惠民、博兴、临淄等地声称为其故里。应该说，孙武故里只有一处，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众说纷纭也是情有可原。
　　然而，有些历史名人却被故乡人冷落，阮大铖就属于此类典型。他是明末赫赫有名的人物，其故里究竟在哪里，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个问题，说起来颇有意思。
　　按《明史》说法，阮大铖为安徽怀宁人。但是，《明史》是清代桐城人张廷玉主持纂修的，定稿于乾隆四年（1739年）。张廷玉担任《明史》总纂时，官拜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代表朝廷最高权威。他所拍板定案的事情，可谓铁板钉钉。是故，清人大都以为阮大铖是怀宁人，如《池北偶记》称之为“阮怀宁”。
　　《明史》把阮大铖这个名人归于怀宁，怀宁人不仅不领情，而且耿耿于怀，总想把案子翻过来。终于到1915年，参与修怀宁县志的上百名举子秀才经过多方考证，认定阮大铖并非怀宁人，指明阮大铖乃桐城人，最有力证据便是“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士坊”。怀宁人把阮大铖踢还桐城，桐城人却不认账，官方县志拒不接受。抗日战争时期，桐城人房梦觉闲居于浮山脚下，写了一本小书《浮渡名胜志》。书中有一段记述：“关外有五云岩，岩在翠华之上，亦曰阮集之读书处，为明末邑人阮大铖读书所也。”
　　浮山之上，“阮集之读书处”的题刻至今尚存。种种迹象表明，“阮怀宁”应是桐城人，他是被同乡张廷玉踢了出去，硬塞给怀宁的。说实话，张廷玉把阮大铖踢出县籍，不免有“以权谋私”之嫌。这个“私”，无非是顾及自己家乡面子，为了不让家乡丢脸，就把阮大铖踢给邻县。当然，怀宁人也要顾及自己的脸面，桐城踢出来的人，凭什么强加于怀宁。于是，“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状况不断延续下去，阮大铖的籍贯至今悬而未决。
　　同样是名人，孙武故里被四处争抢，而阮大铖故里却两边推搡？仔细思量，一个人身后荣辱，无疑取决于生前表现。看阮大铖生前所作所为，就知道问题的答案。
　　阮大铖以进士入仕，起初列籍东林党，后来依附魏忠贤。魏忠贤失势后，阮大铖被罢官，避居安庆、南京。其间他努力与复社、东林成员修好，在复社领袖张溥为其师周延儒复相而奔走活动时慷慨解囊，表示愿意重归东林。周延儒复相（再任内阁首辅）后，东林党反对周报答阮大铖，使他东山再起的希望落空，不过他所举荐的马士英得到了重用。崇祯皇帝自缢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马士英因“拥兵迎福王于江上”有功，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成为南明弘光王朝首辅，阮大铖得其力荐，出任兵部右侍郎，不久升任兵部尚书。马士英、阮大铖执掌南明政权，如果他俩以大局为重，励精图治，不说收复故土，哪怕保住南明半壁江山，也是功德无量。可是，朱由崧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苟且偷安，终日饮酒作乐。马、阮二人竟然公开卖官鬻爵，把小朝廷搞得乌烟瘴气；阮大铖更是大兴“党狱”，对复社、东林大加报复。如此君臣，何以为南明续命？南京沦陷后，阮大铖南逃。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军渡钱塘，阮大铖降清，病逝于随清军南征途中。
　　《明史》将阮大铖划归奸臣行列，从他为人反复、品格低下、大节有污来看，可谓实至名归，一点也不冤枉。客观地说，阮大铖颇有文学才华，无论诗文词曲，样样拿得出手。他交游广泛，与史可法、文震孟、张岱、范景文等名士皆有唱和。创作戏曲传奇十余种，至今尚存《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合》，合称《石巢传奇四种》。
　　然而，仅有才华并不能使人流芳百世。阮大铖之所以不受故乡人待见，是因为他有才无德。德才兼备，一直是中国古代评判人物的基本价值取向。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司马光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洞悉历史，深刻认识到用人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如若才德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因为有才无德之人对社会危害远比无才无德之人更为严重。蔡京、秦桧、严嵩、阮大铖之流，都是有才无德的小人，他们一旦位高权重，就会做出许多危害国家或社会的事情。当然，小人能凭其才一时得势，但不能永久风光，毕竟“历史是混不过去的”。那些做过坏事的奸佞，无论多么有才，终究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被后人所唾弃，没有人会因为故乡出过阮大铖式名人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