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车水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与大自然不屈搏斗的产物。《世本》说：“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淮南子》中则进一步说：“见窍木浮而知为舟”。
　　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考古人员从厚厚的泥淖中发掘出了新石器时期的木板船残片及木桨（古称船楫）。经过碳—14测定，这些木板船残片及两支船桨产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350—4315年（校正值：公元前5005—4790年），距今约六七千年。这些考古发现，向世人提供了中国历史迄今为止有关木板船的最早实物。
　　河姆渡发掘的木板船残片及船桨，证明华夏先祖们乘坐舟筏，漂浮于江湖水面,为渔捞与交通提供便利，早已是较为普遍的事情。
　　现今世界上有一些人，习惯用狭隘的眼光看待古老的东方文明，错谬地认为“汉民族总体上只是一个大陆农耕民族”。而在北京周口店发掘的山顶洞人堆积物中就有许多骨器、海洋贝壳等尖利物品。这些考古实证表明，最迟应在距今18000多年前，华夏先祖们就已经把生活的空间拓向了蔚蓝的大海。
　　专家推测：远古时期，当时的华北大地尚未完全形成今天这样的冲积平原，山顶洞人可能就生活在江河湖泊甚至海边。“离洞穴不远的地方就能轻松找到食物，有贝类、有鱼。”精致的骨制器具、尖利的贝壳物品应运而生，表明那个时期，去江河湖泊里捕捞，已经成为原始人群的头等大事。
　　恩格斯说：“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生存的需求，驱使着伟大的华夏先民，凭借着智慧、勇气和经验，先将粗硕树干上不需挖掉的地方糊上厚厚的泥巴，然后用火烧蚀其暴露的部位，再用石斧砍凿。把火的烧蚀与石斧、石锛等工具配合起来使用，破天荒地将参天树木砍凿、打磨并制作成尽管简陋但却浑然一体的独木舟。这是华夏先祖的非凡创造。
　　这是有远古出土实物为证的。1975年，福建省连江县发掘出一只长7.1米、方头敞尾的独木舟。经过碳—14测定为新石器时期遗存物。它是用当地盛产的樟树木制造的，上面有着明显的火烧与石斧劈凿痕迹。这些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工艺，恰恰是华夏先祖们劳动智慧的积淀。从考古学角度讲，由于木料的易腐性，现今能够保存下来的远古木船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寥寥无几。因此，河姆渡和连江出土的桨楫木舟，完全可以堪称稀世珍宝。
　　河姆渡人和连江人利用水的浮力制作舟船桨楫的创造，为华夏文明进程镌刻了久远的辉煌！乃至后世出现在夏商周秦汉唐的楼船舰舸，应该讲，都是发端于伟大先民的智慧积聚与科技创造。
　　据航海史专家研究，河姆渡发掘的木板船残片及船桨，证实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华夏先祖们就已经能够将原木加工成木板；并和捆扎木筏的工艺结合起来组装成木板船。这真是难以想象，在那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只是使用简陋的石刀、石斧，竟能够将整根原木加工成木板，这是需要付出极大艰辛的劳动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
　　当然，仅能加工木板还不够，还有一系列如何整合连接、怎样进行艌缝堵漏等技术问题。后人推测，那时可能已经有了用榫头来楔接的方式，或许也有用野生植物藤条或动物皮条来捆绑的工艺。这些都是远古社会最顶尖的科技成果。
　　从距今约4000多年前龙山遗址出土的刀、锥、凿、锯等金属工具来看，木板船的完整制作，也只有到了那时，才可能真正地发展起来，渐渐成长为独立产业。
　　随着木板船（包括以木筏为龙骨的木船）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陆的航海者们就已经能够察天测风，并利用潮汐涌流入海出洋了。据辽东半岛南端大连双砣子遗址文物研究证明，约在4400多年前，从现今山东蓬莱到辽宁大连之间，就已经开通了一条横渡渤海的航线。北洋沿海航线由此发端。它与百越人开辟的从余姚河姆渡到舟山群岛的航线，大致形成了南北呼应的局面。
　　从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期到4400多年前的双砣子古文化遗址，智睿勇敢的华夏先祖就出没于波涛汹涌之中，成为勇敢的航海者，船舶已被普遍用来作为运输的工具，开创了人类利用和征服江河湖海的先例。河姆渡和连江出土的木舟船桨，也为成书较早的古籍记载提供了现实的物证。《易·系辞》中就有“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记载，并对舟船及其作用有了比较准确而完整的叙述。按“殷墟”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殷人泛舟运货早已是家常便饭了。甲骨文的“舟”字，就酷似独木船形状。先秦古籍《考工记》中也有“作舟以行水”的说法。
　　2002年，在四川省委大院里出土了大量的上古巴蜀部落的船棺葬，它是将巨大的木头掏空后将人埋葬在里面，形状如独木舟。其中最大的，由一根长18米的完整巨木制成。考古专家戏说，这哪里是什么船棺葬，简直就是到冥河地界去征战讨伐的庞大舰队。
　　可以推测，伴随着这些活动，悄然诞生了从滚滚狼烟的陆地战场渐次扩展到江河湖海上适应水战的舟船部队。而水战的出现，使其重要装备——战船，逐渐从一般船舶中分离出来，进而发展成蔚为壮观的战舰船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