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面实施强军改革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历史重任面前，军官待遇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如何处理军官使命与待遇的关系？在这方面，1955年薪金制的实行，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借鉴。

　　实行薪金制既是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步骤，更是人民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别样的作风建设实践。
    供给制非改不可
　　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人民军队必须采用供给制。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正处在过渡时期，一边有肃清大陆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土匪的战争，一边又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恢复生产的任务，再加上兵役制度尚未实行，因此，尽管供给制并非适应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有效保障方式，但军队还是保留了供给制。
　　然而，供给制有平均主义性质，在军队实行供给制，就是不论实际需求与否，都必须保证提供给每个人同样数量的生活及消费用品。“在人员配备上也有着很大的浪费，如部队编制庞大，冗员很多，许多人员工作效率不高，甚至无工作也要供给，这里无形的浪费更难于具体统计”。仅就供给工作而言，部队不论机关大小，都必须为此保持一支专门的后勤队伍，从事生产、采购、运输和分配工作，这实际上又是一种浪费。长期的供给制模式，还使得军队中滋长了诸如“干不干，一斤半”“不管工作做得好坏，反正是有吃有穿”之类的“供给制思想”，从而影响了军队的积极性和上进心。
    实行薪金制是当务之急
　　要改变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唯一实行的供给制度，不能一蹴而就。1952年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全国供给制工作人员统一增加津贴的通知》，其中规定：人民解放军“供给制人员，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至战士，暂分十一等二十三级，每人每月津贴三百万至四万一千元”。因津贴有级别之分，就使得供给制人员的工资组成有了按级取薪的雏形，实际上是由供给制向薪金制的过渡。增加津贴，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军队干部的生活状况，但实际上，团以下军队干部的生活仍很困难。因此，彭德怀认为：“薪金制在明年的征兵制前后搞，军衔制也是有联系的，急需办的是薪金制。”总之，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为适应国家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实行薪金制，已是当务之急。
　　1952年人民解放军进行了首次等级评定，为军官待遇的确定提供了依据。从1953年初开始，中央军委就开始为薪金制的实行作准备。1月2日，中央军委召开第10次例会，讨论了军队实行薪金制、军衔制等问题。针对薪金制，彭德怀提出三条原则：第一，陆军排长的月薪不少于60万元（旧币），不超过80万元（旧币）；第二，各级之间不宜相差太多；第三，要照顾国家的财政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3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成立薪金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军队薪金条例及军队雇员薪金条例，任命黄克诚为主任，以总后勤部财务部为办公机关。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2月9日，彭德怀向党中央呈上包括《条例》在内的一系列文件，待请中央批准后，再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责成周恩来召集有关方面对《条例》进行了修改。
　　1954年11月3日，彭德怀主持召开第8次军委会议，讨论修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草案），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11月1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已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请予批准下发，以便于1955年1月开始实行。”毛泽东于13日批示：“刘、周阅后，退彭照办。”11月19日，国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决定全军干部从1955年1月开始实行薪金制度，士兵仍实行供给制，另发津贴费。
    1955年薪金制的主要内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颁布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委员会向各单位下发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及其附件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以下问题作了具体解释。
　　关于薪金制的优越性。第一，实行薪金制，可以提高军官的上进心。尽管军官的上进心主要建立在政治自觉的基础上，但也需要一定的物质鼓励。第二，薪金制的实行，推动了人民军队缩减机构、精简冗员的进程，进而可大大减少人力与物力的浪费。第三，与供给制不用操心家庭生活开支相比，“实行薪金制，更能加强军官对管理物质经济生活的观念，与提高爱护装备物资的责任感”。
　　关于薪金、津贴标准问题。将职业军人的劳动价值予以量化，是薪金制与供给制最大的不同。为体现“按劳取酬”，薪金制本着德才兼备并兼顾资历的原则，综合军官的职务、军衔和军龄三个方面来制定薪金。但由于薪金制颁布之时军衔制尚未实行，因此，1955年薪金制采取了级薪（按当时评定的级别定薪）另加军龄补助金的过渡方式。这其中，级薪本身实质上就是包括职务薪金和级别（军衔）薪金两种因素，基本上是符合“按劳取酬”原则的。
　　关于各种补助的问题。为尽可能照顾不同地区军官的生活需求，以及不同军种、兵种的服役特点，1955年薪金制设置了多种形式的补助、补贴和津贴，“说明了军人享受到的补助和优待是多方面的，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得到国家和人民的关怀”。1955年薪金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也适当体现了积累贡献在劳动报酬上的差别。
　　为使薪金制在军队内部得以积极宣传并顺利实施，总政治部拟定了《关于实行薪金制对干部的宣传要点》（以下简称《要点》），重点对“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作出了宣传引导。《要点》指出，现在国家正在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困难很多，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还不高，但国家对于职业军人的物质生活给予了很好的照顾。因此，“应该安心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军官”。由此可见，所谓“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正展现了革命军人在使命和利益面前应有的优良作风。
    从历史到现实
　　历史与现实遥相对照。1955年薪金制的实行，为当前全面实施强军改革战略之下，如何处理军官使命与待遇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参考。
　　第一，要着眼现实。1955年6月统计，人民解放军实行薪金制后，军官每人每月平均收入比实行供给制时增加了31.7元。而与地方相比，1955年全民所有制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是44.5元，军队干部平均收入为81.23元。在当时的条件下，薪金制的实行，足以保障军官的基本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国家和人民对人民解放军的期望。因此，实行薪金制，不仅解决了职业军人的待遇问题，更强化了军人的责任意识。借鉴这一经验，在当前强军改革过程中，着眼现实，合理解决军官待遇，可以促使军官的使命担当更加自觉。
　　第二，要服从全局。军官级别，是定位薪金的重要标准。然而，在调整和确定军官级别的问题上，对于某些人的级别，从全局来看是公允的，从个人角度来看就觉得不公允。针对这一情况，《要点》指出，一定是要“改变个人的看法，服从全局的看法”。在当前强军改革过程中，焦点之一即为隶属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军人职责的再定位。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处理个人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时，应采取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斤斤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态度，否则就会陷入庸俗的境地，且必然损害团结。
　　第三，要艰苦朴素。1955年薪金制实行后，军官第一次要面对管理自己工资的挑战。对此，总政治部曾在宣传中作出了明确规定：“不可胡花，铺张浪费，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更不可有买地、放债、做买卖等的剥削行为。”这一具体的要求，同样适用于当前军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突出纪律建设的时代重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要点》还指出：军官“应该学会管理自己的家务，奉公守法，节俭持家，不要因家务事而影响工作”。家风连着战斗力，家风托举强军梦。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融入到军官家风的塑造中，是1955年薪金制实行之后，历史为时代沉淀的又一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