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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光变迁中看东西方戏剧
林雅华 字数:
《 学习时报 》( 2017年08月25日 第 A8 版 )

《俄狄浦斯王》插图

《赵氏孤儿》浮雕图
东西方戏剧的缘起
从形式上看,戏剧脱胎于宗教仪式、巫术舞蹈与神灵崇拜。最初的戏剧,其实就是一种口头的韵文,一种拥有节律的咏唱,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诗”(当然,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诗)。在文字尚未出现的世界里,那种与自然通达同体的美好韵律,借助了人类的口耳,完整而生动地表现出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图谱。这种浑然天成、自然而然的咏叹对于人类心灵的撞击,是当下通过文字阅读,经由眼睛最后汇入大脑的过程所无法比拟的。故而,诗当之无愧地居于一切文学形式之首,亦是一切文学形态的鼻祖。《诗》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是因为如此,从诗歌到舞蹈,从内在的情志飞扬到外在的吟咏舞动,是人类同自然相和相成的真切表达。在留存至今的许多原始部落中,我们仍旧能够看到丰富多样、浑然天成的长调乐舞。
古希腊戏剧最初的源头,是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祀和庆典。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这些祭祀活动逐渐转变成了有合唱队伴奏、有演员表演,有幕布、有背景、有情节、有面具的综合艺术样式。这些戏剧大多取材于神话故事、英雄传说尤其是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形象。古希腊戏剧,尤其是悲剧的主题是非常严肃的。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专门谈到了悲剧的“净化”作用。由于不可抗拒的无常命运,悲剧人物陷入了极端的矛盾冲突。他们虽然以顽强不屈的精神与命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一个悲剧性过程的完整展示,能够激发人类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从而达到净化灵魂的作用。在雅典城邦制的规定中,定期观看悲剧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戏剧表演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景——台上是身着华丽服装的合唱队,还有佩戴夸张面具的戏剧演员;台下是凝神静默、精神高度集中的观众。在没有任何音响效果的彼时,台上台下所聚集起来的专注,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能量,使得人与神之间、人与命运之间的抗争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悲壮与高贵。正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所展示的,“命运它不是一个有形的敌人或具体的力量,而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存在,一种不可逾越的局限。但,人在其中,依然显示了崇高与壮烈。”
与古希腊相对,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娱神的歌舞中也逐渐演变出了娱人的凝聚仪式,发展出了诗乐歌舞俳优唱叙的艺术百戏。不过,当时的中国,在艺术百戏中,尤以诗乐为要。完备的礼乐制度是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环节而存在的。而以《诗经》为代表的文学传统,更是奠定了中国“以诗言志”“以诗明志”的文化政治氛围。直到元代,由于元杂剧的兴盛,我们的戏剧才有了更多百姓情态,进而走向了成熟。
东西方戏剧缘何发展不平衡
东西方戏剧发展阶段的不平衡,其内在的缘由是什么呢?概而言之,这是由中华文明早熟早慧的特点所决定的。自秦朝以降,中国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在多民族多文化的统一发展中,我们较之西方更早脱离了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的童年时期——对神话与英雄人物的崇拜。古希腊的悲剧,自始至终都围绕着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以及众神护佑之下的不同部族的人群。其所展现的核心主题是人与神、人与不可抵抗的命运之间的争斗。而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自始至终围绕着大一统帝国内在的一整套庄严规范的伦理道德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原始的自娱自乐,个人的欲望命运,已经被规范乃至被整合到了帝国的伦理体系之中。民众的话语以碎片化的形式散见于村野稗史之中,却始终未能在宏观的历史陈述中得以呈现。中正平和、黄钟大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特点。宏阔整严的帝国伦理始终高于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与之相应,礼乐诗词的地位始终高于嬉笑怒骂的戏剧话本。
在雅典与罗马的辉煌落幕之后,西方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宗教严苛的律法阻断了戏剧的进一步发展。唯一能够在舞台上留存的都是一些反映“受难”与“神迹”题材的宗教剧、道德剧。不过,仍有一大批散落于草野的游吟诗人,追寻着荷马的行迹,在城市乡间继续传递和发展着民间戏剧。在文艺复兴时代,伴随着美术和科学的发展,戏剧在舞台布景、展示效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以英国的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家,通过喜剧、悲剧、历史剧的丰富形式,不断展现着气韵生动、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的崛起。古典主义时代所奠定的戏剧“三一律”,也逐渐被浪漫主义诗人丰富的异域想象所冲破。紧随其后,现实主义大家们又将充满生活气息的戏剧符号、戏剧想象注入其中,大大提升了西方戏剧的社会性功能。在接下来的自然主义与表现主义时代中,无数戏剧大家带着更为现代的作品,以更为切近现代人类生存境遇的方式,为我们绘制了光辉灿烂的戏剧文化星空。与之相对,中国在唐宋诗词文化的高峰之后,从隋唐的传奇演义、宋代的勾栏瓦舍之中孕育出了元代的杂剧曲艺。于是乎,我们看到了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拜月亭》《西厢记》《倩女离魂》和《墙头马上》。城市经济的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代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元曲的发展完善。明代以后的民间生活展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画卷,从《牡丹亭》的瑰丽多姿到清朝三百家的群芳斗艳,再到昆曲和京剧的夺目灿烂,中国戏剧开始全面绽放光彩。诚然,我们没有真正西方意义上的悲剧,但是,中国的戏剧,尤其是悲剧所成就的是一种道德的完满,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崇高。这种崇高确实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规范——对道德伦理的尊崇。
中国戏剧的内在意蕴
在西方,对于人性与命运的思考,成就了古希腊戏剧的辉煌,体现了人类的限度与不可僭越,激烈而深刻。与之相反,中国戏剧中所体现的善良美好的愿望,那种在道德上的完满和自足,始终渗透和张扬着一种充满教养和理智的美。这种美是有节制的规约,是中国文化温柔敦厚的内在呈现。一些民间的滑稽剧虽然在题材和表现形式上不拘一格,却同样遵从着一套主流的伦理价值观念。总体而言,中国戏剧有三重无法忽视的特点。其一,超越时空的丰富想象力。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往往一转身便是十万八千里的迢迢路程、一云旗便是骁腾战场上的勇士列阵、一水袖便是引而不发的万种柔情。何等简约,同时又是何等的超现实。在几乎是空白的布景台上,演绎出的却是如此丰富的内涵,何人不折服?其二,精致华美的戏剧服饰。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没有西方陈列在侧的歌唱队,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道具和布景的变化。但是,每一出戏,必定有精致华美的戏服。与之相配套的是演员的妆容。生旦净末丑,处处有讲究,处处有差别。这是不必佩戴面具,就能呈现的丰富与生动。其三,优美古朴的艺术唱词。这是必须经受长年的古典熏陶之后才能够体察的东西。绵延的唱音洞入云霄,喘息处、关联处、正声处,处处有深意。吟唱作罢、念白铿锵、无不丝丝入扣,撼动人心。与之相应的是那举手投足之间的细节之美。蹙眉拿捏,移步转角,莫不合于曲律,莫不贴切婉转。恰恰是此种圆融,恰恰是此种微妙,才让它至今无法翻译,至今深隐着中华文化的内在意蕴。
当今,电影声光音效的强大力量已经驱散了传统戏剧本身的隐微与深致。现代戏剧虽然借助种种科技手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却依旧无法将人群再度聚集。在分秒必争的现代时空中,谁还有时间再去拿捏那些表情、眉眼、唱腔与招式?我们可能更加习惯在宽大的银幕上找寻一张张世界同一的明星脸庞,或者沉醉于虚拟逼真的场景所营造的亦真亦幻的效果当中。少了留白,少了思量,当然也少了想象和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