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的这一论断，几为今日学界共识。就政治文明而言，北宋之制度建设、政治风气与人物风流交相呼应，熠熠生辉，一度达到整个帝制时代的巅峰。金元而后，落后的北族文化因素进入，汴京风流，终成绝响。今日欲求民族文化之复振，须自了解过去始，不虚美，不隐恶，老老实实盘点我们的家底。认识宋朝，首先要攻克制度关。
　　宋朝制度，名实错杂，序列繁复，调整变化不断，在国史各断代中号称最难。邓广铭把“职官”列为史学的第三把钥匙，良有以也。而《宋史·职官志》又是元朝人匆匆忙忙搞出来的，颇多错漏讹舛，对于它的考据、校勘因而成为宋朝制度研究的起点，这就是邓广铭的《宋史职官志考正》。沿此路径前行，终成大观的，是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和《宋代官制辞典》。
　　1980年代以来，宋朝制度专题研究大热，题目或大或小，大可覆盖某一制度领域，比如“官僚制度”“选任制度”；小可专究一机构、职位、官衔，比如“转运使”“知州”“通判”。无论大小，皆以“填补空白”为标榜，一时风气，似非“填空”不可以为题。“填空”研究成绩卓著，问题突出。成绩是展示了宋朝政府各级各类机构、重要制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问题是对制度的描述基本上是在宋元官制史料的引导下进行的，史料愈集中则描述愈细密，史料愈稀薄则研究愈疏落；较少区分史料中的事实陈述与主观评判，忽略史料的时间性与具体语境；多静态、单线条展示，对变化与复杂性缺乏足够关照；又因追求“填空”之故，学者间缺乏严肃认真的讨论，多数研究浮在面上，沉不下去。此类研究就像传统博物馆中的文物陈设，单摆浮搁，既不见制度与制度之间、制度与人之间、制度与时代之间、制度与同时代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互动，亦不见制度自身的复杂变化过程。
　　“填空”研究之外，别有一途，曲巷通幽，撇开宋人议论、元人观察，直接与史料对话，实事求是。比如宋朝宰相不掌军政，而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是怎样形成的？《宋史·职官志》说：“宋初……置枢密院，对中书（即宰相府）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也就是说，为加强皇帝集权，宋朝特地设置枢密院以分割相权。多数现代学者对此说深信不疑。而苏基朗、梁太济的研究则发现，真实情况是：宋朝建立以前，枢密院已经侵夺相权、架空宰相，有“取而代之”之势。宋初的做法，恰恰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历史真相与传统说法南辕北辙。明白了真相，我们才能对变化的内在逻辑作深入探讨。两位学者的研究，近乎于“活的制度史”。
　　“活的制度史”是邓小南于2001年提出的制度史研究新范式，它强调“作为过程”的制度史，强调制度内部、制度之间以及制度与非制度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和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类似的史学追求，在2001年之前不得谓无；而新范式的提出，则起到了凝聚议题、指示方向的作用。此后至今16年来，宋代制度研究大多以“活的制度史”为标榜，研究品质有较大提升。首先是史料的解读能力日趋提高，注意区分看法说法与事实陈述，分辨史料的时间性。其次是打破朝代界限，对传统官制史料缺略而又实际存在的制度与变化进行了揭示。最后，是对“关系”的重视，逐渐打破了制度研究与宋史其他领域之间的壁垒，让研究呈现出更为综合复杂也更真实的面貌。
　　任何一领域之学者，都是此领域的知识开拓者，所服务的对象，是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制度研究是我们认识宋朝、盘点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从考据校勘到“填空”研究，再到“活的制度史”，宋朝制度研究走过了百年长途。前路漫漫，学者仍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