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
　　邓广铭（1907—1998年），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历史学家、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要创办人。创史学“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之说，影响深远。现代宋史研究奠基人、中国宋史研究会首任会长；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兼备，擅长写作历史人物谱传，有“四传（传主陈龙川、辛弃疾、岳飞、王安石）二谱（谱主韩世忠、辛弃疾）”传世。著述被整理为十卷本《邓广铭全集》。

    业师邓广铭（字恭三）先生在我国当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论者已多。英年早逝的刘浦江学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一文，总结最全面。今年是恭三师诞辰110周年，与其所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成立35周年。回想当年燕园问学，先师耳提面命，循循善诱，犹如昨日。
    （一）
　　现代学术研究各不同学科的发展，除了受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外，一个相当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在其创立与发展初期，一些核心学者的引领性作用。自然领域各学科如此，社会及人文领域的各学科也莫不如此。
　　我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也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尽管我国传统史学对近代史学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不过近代史学并非传统史学的自然延续，而是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之下新创建的。在这一过程中，当代宋史学科或曰新宋学的建立，是颇为受人关注的。一方面，前人对宋以前的历史已有不少研究，而宋以后的历史则不然，基本只有史书的编纂和史料的考订，没有史学可言，所以在20世纪之前就谈不上什么宋史研究。尤其是正史之中由元人所编纂的那部《宋史》，卷帙最为繁多，缺误也最甚，历来饱受批评。另一方面，如陈寅恪先生之所言，中国传统文明造极于赵宋之世，元明以来，虽然渐次衰微，然馀绪不绝。
　　因此，1943年，恭三师在艰苦卓绝的大后方抗战环境中，完成其代表作《宋史职官志考证》，陈寅恪先生欣然为之作序，认为“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视“新宋学”的建立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标志，赋予了它极为重要的意义。以至后来季羡林先生说：“熟悉陈先生之为人者，都知道，陈先生从不轻易月旦人物，对学人也从未给予廉价的赞美之词。他对恭三的学术评价，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
　　两年后，1945年下半年，当时中国刚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百废待兴之机，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撰写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归纳、评点新史学的发展现状，以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作铺垫。他在其书下编第一章第四节《断代史研究的成绩》一节中指出：“宋史研究的成绩……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恭三师作为当代宋史学科主要创始人的地位。
　　顾颉刚先生的这一判断，是在列举了恭三师的《宋史职官志考证》《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以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等论文之后得出的。这也就是说，在顾先生看来，恭三师的这些研究论著，使国人对宋代历史的认识，引向了近代式学术研究的路子。所以后来王曾瑜先生就认为恭三师所撰写的岳飞传，“是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对岳飞的科学研究”。
　　当然，观察近代史学之中“新宋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创立，不能局限于其早期的初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陈、顾两位先生的评价，更多还表达着一种期许。恭三师后来刊布的大量论著，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他对宋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整体布局的考虑，以及对学界的引领作用。在这一方面，恭三师在他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中，有过相当清晰的梳理。
　　在说明了他自己为什么选择以宋史为毕生的研究领域，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这一原因后，恭三师归纳自己具体的研究议题，“我的研究取向则是倾斜于政治、军事、学术文化诸方面。就此诸方面的静态现象说，是一些典章制度之类的东西；就其动态现象说，则离不开从事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等事业的人”。这样一个研究范围，除去在多种因素影响之下、于20世纪后期才赢得学界更多关注的社会史等领域外，几乎就是涉及了当年关于两宋历史文化研究的所有方面了。
　　不过在我看来，恭三师对宋史学科体系的规划，还更多地体现在他一再强调的，应该视辽、宋、金、夏各王朝史为一个整体展开研究，即所谓“大宋史”的理念之中。对于在“大宋史”的范畴内展开学术研究，恭三师是身体力行的。他的《自选集》，就选录有《〈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大事目考源辨误》与《〈大金国志〉与〈金人南迁录〉的真伪问题两论》这两篇在辽金史领域的代表作。所以漆侠先生认为在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称得上通才的，只有恭三师一人。
　　只可惜，引领者常不免孤独，今天宋辽金夏史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仍分多于合，与恭三师“大宋史”的理念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在研究领域方面不断拓展视野，触类旁通，是我们今后应该努力的重要方向。
    （二）
　　所谓学科体系的规划，具体还表现在学者能不能提出一些提纲挈领式的核心学术议题，以引导学科的健康发展。恭三师不但提出了关于宋代历史的一系列核心议题，还对其中许多议题展开深入研究，其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学术观点至今仍难被超越。他在早年论著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例如关于宋代政治体制、北宋变法运动与政治走向、宋金和战关系，以及关于宋人存世文献的考订、批判的准则等，勾勒出了今天我们理解两宋时期历史的基本线索。
　　关于恭三师所提出的核心议题对于学术史的影响，我印象较深刻的例子有两个，一是关于“宋学”。
　　所谓“宋学”，与前文陈寅恪先生所言、研究包括“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有关宋代学术全部内容的“新宋学”不同，是指一种相对狭义的、针对儒学经义的研究。1984年，恭三师在《略谈宋学》一文中，勇于自我否定，首先承认自己早年提出的关于“支配两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的论断，“完全说错了，是亟应加以纠正的”。接下来他指出：“如果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以为是比较合适的。……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我们却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因为理学之形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并在当时的部分学士大夫中间形成一种言必谈修养、说性命的风气，乃是在南宋高、孝两帝之间的事。而在北宋后期差不多六十来年时间里，执思想界牛耳的，乃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当时尽管有二程、张载等思想家的出现，他们也都收徒讲学，却还远远没有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只是在南宋以后，随着熙丰新政形象的逆转，以及理学兴起、理学家们掌控历史书写，以至荆公新学被有意冷落，误导了后世对宋代儒学史的理解。
　　恭三师在自我否定基础之上提出的“宋学”这一议题，无疑对宋代儒学史给出了更为准确的理解，厘清了两宋时期各不同思想流派相互间的关系，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不少学者正是在这个议题的引领下，展开了关于宋学的专题研究。其中尤为重要的有两部著作，它们都是在恭三师直接指导下完成的。
　　第一部是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1982至1984年，陈植锷在恭三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他完成了以讨论宋学为中心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正式出版，就是这本《北宋文化史述论》。此书以集中反映赵宋王朝文化特色的宋学为核心，深入探讨宋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宋学的发展及其诸阶段，揭示了宋学的主题及其议论、怀疑、批判、创造、开拓、实用和兼容、内求等基本精神，论证宋学对佛老思想的积极吸收，论述宋学在北宋其他文化层面——宋文、宋诗、宋词、宋画、宋代科技中的具体表现，指出了宋学精神的博大精深和无所不在，展现了北宋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北宋文化史述论》具体论证与展现了恭三师关于宋学的一些思考，因此恭三师对它比较满意，特意为之撰写了题为《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的序文。在这篇序文中，他再一次强调，在北宋初叶以后的一些以儒家面目出现的学者，例如胡瑗、王安石等人，“固然已经大异于由汉到唐的那些拘守章句训诂之学的儒家学者，却也绝对不是春秋战国期内儒家学术的再版”。他们所致力的学术领域已经大大拓展，他们所探讨的义理也远比前人深奥精密，“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辈出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被开拓的广阔学术研究领域，只有一个最为适合的概括称号，那就是‘宋学’”。
　　另一部是漆侠先生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漆侠先生于2001年底遽然离世，此书未能最后完稿，但已经完成原计划二十三章中的绝大部分章节。据李华瑞教授于今年所刊发的《怀念邓广铭先生》一文的说明，原来此书就是受恭三师的嘱托而写。漆侠先生在完成大纲后，曾让李华瑞送给恭三师，请他过目，恭三师对大纲作了详细的批改。所以，漆侠先生《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研究计划的提出，与其具体的展开，都是在恭三师的指导下进行的。
　　这些优秀研究论著的不断推出，大大推进了我们对宋代儒学的认识。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关于赵宋王朝“家法”或曰“祖宗之法”的研究。
　　在恭三师的《自选集》中，收录有一篇题为《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的论文。这篇论文叙述了自立国至宋神宗熙丰年间的北宋政治史，看似简略，实际上是以一个核心概念来梳理北宋前期的政治史，那个核心概念就是赵宋王朝的“家法”。论文指出，赵匡胤立国之初，“如何能免于再成为第六代短命王朝，这是他处心积虑想要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夺取政权之初，对内部的篡夺成风的局势必须刹住，对外部的分崩离析局面也必须加以结束，而且还要防范其重演。赵匡胤在即位之后，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诸方面的立法都贯串着一个总的原则：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这一家法，为宋太宗赵光义及以后诸帝所用心奉行，成为其治国的基本纲领，影响到了国家行政的各个方面。恭三师就这样为宋代政治史确立了一个中心议题。
　　学术史上深受这一中心议题影响而推出的一部最为重要的研究论著，就是恭三师的女儿邓小南教授所撰之《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邓小南坦陈：“二十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久，第一次读到父亲论述赵宋‘祖宗家法’的文章，正是这篇文章，使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她在书中明确指出：“有关‘祖宗之法’的讨论，涉及宋代政治史上的核心问题。……离开对于‘祖宗之法’的深切认识，就难以真正透过表层问题揭开宋代政治史的奥秘，同时也难以真正把握宋代制度史的精髓。”当然，除了在政治运作与制度设计各个层面，详细地论证了北宋诸帝如何落实“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家法之外，邓小南也对恭三师所提出的这个中心议题作出了重要的深化与拓展，那就是在关注“君”这个侧面的同时，更从“臣”——也就是儒家士大夫们的层面，来分析讨论他们如何建构、阐释、利用“祖宗之法”的说法，来处理其与君权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以致在北宋政坛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祖宗之法为核心的政治模式与政治文化。
　　从《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出版后所产生的持续的学术影响，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一个作为引领者的学者与其所提出的核心议题，对学科发展所可能产生的推动力。
    （三）
　　一个学术领域的学风建设与方法引导，对于它的健康发展往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因此也是恭三师极为关注的方面。
　　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并从此形成了选编大会论文出版《宋史研究论文集》的传统。在首届代表大会上，恭三师被选为会长，后来他连任三届。在他作为主编为年会论文集所撰写的那几篇序言中，几乎无例外地都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
　　所谓实事求是的学风，既是一种根本性的思想取向，也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方法。恭三师在他的《自选集》序言中就明确宣布，“我所写出的文章，只是阐发我自己的见解，而绝无代任何一位圣贤立言的教条主义的八股文式的作品；而且只是实事求是地，以符合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而绝不去东拉西扯，生搬硬套，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还特意举了自己所写的《唐宋庄园制度质疑》一文来作说明，认为有些人学取日本某些学者的办法，将出现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度搬到中国来，“不免太践踏了历史”。如果说这只是体现了他对自己治学所奉行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的原则，那么，时值“文革”结束不久、思想文化各界都反思教条主义流弊之际，恭三师在几篇年会论文集的序言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回应时代要求的同时，更殷切的当然就是希望为整个宋史学界建设健康学风、引导科学方法，来贡献自己的努力。
　　在1987年年会论文集中，他更是撰写了题为《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的专文，作为论文集的代前言。在文章中，他以学术史上关于土地制度与农民起义研究这两件事情为例，来说明克服教条主义、“理论运用的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直言，正是理论运用的教条主义，“拖延了我们史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同时，还举了关于王安石思想研究的例子，来说明“使用资料的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我当初投入恭三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时，就被他安排了写作一篇类似于“入门测试”的命题作文，讨论宋代的货币地租问题。
　　在存世的宋代文献中记载有不少农民以钱币交纳地租现象，有一些学者对此有专文讨论，认为宋代出现了货币地租，意义重大。那样的论断，当然是因为他们参照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归纳的欧洲中世纪地租形态的发展模式，认为从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地租形态的这种进化序列，反映了社会形态的演进。等到货币地租占地租形态的主导地位时，“整个生产方式的性质就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也就从中产生了。我在恭三师的指导下，经过细心的“考索”，才发现宋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农民以钱币折纳地租的现象，集中在他们所承佃的官田地租上面。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则是政府出于财政调拨的需要，强令农民以钱币折纳地租，并不是农民的生产已经商品化了，自己主动地出售产品换取货币，才导致以货币纳租现象的产生。因此，宋代农民交纳钱租只是一种表象，他们更为实质性的生产形态并无多大变化，也就无法与经典作家所关注的社会形态问题产生关联。这就证明了，仅看到农民以钱纳租，就认定具有“重大意义”，是学术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未能“实事求是”的教条主义现象。由此可见，恭三师以讨论宋代货币地租为中心，向我布置命题作文，其目的就是为了指导学生摆脱教条主义，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
　　恭三师对于我完成的那篇测试作业大概是满意的，因此后来他在1992年年会论文集序言中，在再次谈到实事求是学风重要性，举出宋代农民以钱币纳租的例子时，认可了我在文章中对这种现象拟定的一个概念：“折租”。他说：“照我的意见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史上，根本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成份，是由外国的经济侵略带来的。……直到全国解放之前，也没有出现实行货币地租的地方。唐宋以来出现的折租，决非货币租（它与《资本论》所说货币租发展于农业最发达的地方的是不符合的。这也是教条主义的余波，是硬要把曾经再现于欧洲的一种情况套用在中国）。”
　　如果说近年来我国的宋史学科学风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那无疑是与恭三师多年来的这种努力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