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和小伙伴们的节假日就是泡书店，只是“泡”得可怜巴巴：天天蹲在书店柜台前，鼻子紧贴柜台玻璃，贪婪地盯着里面的书，活像饿汉看人嘴动，一蹲就是一天。这是没办法的事，那时书店的柜台犹如国境线，读者是不能进的。
　　那天，忽然有一只手拍拍我的小脑袋：你帮我照看一下。我抬头一看，是书店的陶会计。那一刻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是真的吗？我可以到柜台里面去？小伙伴们开始也是一脸震惊，后来就有羡慕和嫉妒的意思了。
　　我越过“国界”后，认认真真地卖出了好几本书。第一次拉开放钱的大抽屉，看到那么多票子和钢镚儿，我大吃一惊。现在合计着，总共也就几十块钱而已，但当时一斤猪肉才七毛三分，一年到头也吃不到几回；我的表舅月薪18元，不但养活了一大家子，还买了收音机听呢。
　　那天陶会计回来后，问卖了什么书，拉开抽屉看看，微笑着点头。自此，他对我更加放心大胆使用，常常出去大半天不回来。而我则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在整个小镇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动那个大抽屉。
　　更重要的是，在没有顾客的时候，我便钻进柜台“肚子”里面看书，不打烊不走。起初当然是看小人书，后来看大书。开始常常念错，闹了不少笑话。有一次我把“哪吒”读成“那托”，陶会计哈哈大笑，竟然叫我“那托先生”“那托同志”。
　　随着不认识的字越来越少，我已经不再满足于看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之类，开始广泛涉猎，以至于陶会计认为我看了许多不是小孩子看的书。那部厚厚的《各国概括》，我不知看了多少遍，至今还能一口说出某个国家的首都、当时的国家元首等等，多年后获得国际关系的学位可能也与此有关。
　　有一阵子，陶会计对智利总统“阿连德被害事件”很有兴趣，但报纸上说得很简单。我给他讲了这个事件的细节，他赶紧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我从柜子底下拿出一本书递给他，上面转载了外电的详细报道。当时北京出版了一些内部发行的书，只卖给干部，所以陶会计总把这类书放在不好找的地方，而我总能找到。
　　后来我曾在网上搜了一下，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枪杀阿连德总统发生在1973年9月11日，而著名的《各国概括》出版于1972年3月。那时我还不到10岁。都说“60后”生不逢时，一记事就遇到了书荒，而我竟能享受肆意读书的“特权”，直到“四人帮”倒台和恢复高考，运气好得出奇。
　　我上大学之后，我妈妈曾经问过陶会计，怎么敢用小朋友，不怕丢钱吗？陶会计自得地笑了：从来不少钱，还多过一分钱呢。
　　原来他抽查过！用今天的话说，他对我的信任来自监督。有一次我发现多找了一分钱给顾客，只好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枚硬币放进抽屉。那是一枚二分硬币，恰好那天抽屉里没有一分的硬币。第二天本想从抽屉里找回一分钱，又怕那个动作会引人生疑，只好认了。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实在心疼那一分钱。
　　陶会计真是一位哲学家，他揭开的谜底意味无穷，其价值远超阅读的机会。人拥有知识只是锦上的“花”，而绝非“锦”本身。“可靠”是人在世界上能获得的最高奖赏，侥幸不得。如果必须选择，我宁愿目不识丁，绝不愿意让人信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