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二章后说：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这样类似的看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几次表达过。
　　毛泽东这里所批评的不从社会矛盾运动出发，不从历史叙述和分析出发，显然不是历史的方法。而这里所说的“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实际上是从概念到概念，也不是实践的方法。说到底不是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而是教条主义的方法、唯心主义的方法。因此，这种思想方法指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给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也给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了消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了持续的艰辛探索。从毛泽东的“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到邓小平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等等，标志着我们党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追求理论创新的品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具有丰富的根植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资源。
　　比如：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依据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认真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基于商品经济是生产力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的判断，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定位；在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所有制结构及其实现形式的理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理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础上的产业政策、再生产理论；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发展理论，包括科学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包括充分就业的理论、消除贫困的理论、均衡增长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供需动态平衡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等；关于人的经济学理论，包括生产要素中最活跃因素的人、人力资本的人、人口再生产的人、作为消费者的人、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人等。
　　高度重视上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资源，结合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运用“历史叙述和分析”的方法，运用社会矛盾运动的分析方法，就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科学坚实的基础之上。
　　当然，我们还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也是我们已经或者进一步形成理论成果的重要条件。但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践，既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出发，从概念到概念，进行演绎；更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的流派来评价我们的实践以及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