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的夏天，在法国夏尔维勒的某个村庄，象征主义诗人兰波正穿过金黄的麦地走进前方的树林——他在树林中穿行，朝着远处亮光的方向。多年以后，在阿比西尼亚高原的某个拂晓，兰波站立在悬崖边缘，眺望远处闪烁的海平面以及与之交相辉映的朝阳，诗人发现了永恒之美。——兰波的传奇经历仿佛一页灵动的五线谱，生动演绎了诗人本人提出的超现实主义口号：生活在别处。
　　“生活在别处”始终是人类的一个心结。“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不用说荷尔德林的诗句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口号，也不必提许巍的《旅行》，单看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我们或是兴冲冲地走进电影院，为《驴得水》的荒诞剧情叫好，或是专心致志地守着电脑，替《精绝古城》的人物命运担心，就说明人类始终是一种超越性的动物。不妨设想一下，没有《再别康桥》的徐志摩或许只是人们心中的浪荡子，而缺少《边城》的沈从文又与芸芸众生有什么两样呢。
　　所以，别处赋予人生意义，正如美赋予人生意义一样。“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但，毋庸置疑的是，工业化已经让“别处”变得晦暗不明了。这并非空穴来风的忧虑，就在不久前，“晒霾”成为朋友圈的自我解嘲；而环顾我们生存的城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也层出不穷，人们的生存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和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人们越来越注重体检和医疗，这何尝不是应对不良生存环境的无奈之举呢。
　　这是工业化，或者说是现代性的弊病，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切肤之痛。较之前现代社会，人们的家园不再宁静，甚至人们的远景也不再坚固。
　　马克思在形容现代性时早就深刻指出，“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因此，“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那么，在纷繁复杂的当下，如何坚固我们的心呢？
　　东坡词云：“此心安处是吾乡”。暂不论“东鲁春风吾与点，南华秋水我知鱼”的逍遥超脱，单看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的伟大论证吧：在“除魅”的世界，“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生命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面对当下的要求，做当下该做之事，才能避免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生活在此处”。“生活在此处”，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土地，还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因为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你默默的坚守，灯火阑珊的夜晚里你不倦的坚持。
　　“生活在此处”，是因为“寻找，就寻见”。除了个体性层面的意蕴，“生活在此处”还有社会性层面的意蕴。我们不仅应承担起对于职业的“责任伦理”，也应增进价值认同，凝聚社会共识，承担起对于共同体的“责任伦理”。毋庸置疑，每位个体都倾向于凸显其独特存在性，每个行业都倾向于强调其价值中立性，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假如个体存在不能契合普通人的心理感受，行业伦理不能顾及其他社会群体的伦理期待，乃至不能适应“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结构，又如何能够自洽和自处呢？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大众的一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们每个行业都为增进社会福祉、改进公平正义贡献心力——因此，我们应当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中国的宏伟愿景抱以更大的信心、寄予更大的希望，并对前行中的挫折保持坚忍的姿态。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往古今来”和“四方上下”中找准方位，锚定坐标，更好地凝聚中国力量，更好地期待“其道大光”“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