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池田大作与汤因比谈起华夏文明，忽发奇想，问这位英国历史学家：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也许会选择唐代。“那么，必定是长安了。”“不。”“很可能在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定居下来，那里更适宜我进行历史的思考。”
　　那时，连接欧亚两大陆的广袤地区，虽然，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原与边外，以及边外各族之间，断不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不过，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对于环境的危害，远不如及工业化三废的污染所造成的后果那么严重。所以，仗打完以后，地照样绿，天照样蓝，空气照样清新。
　　中古时期的西域，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之中，因此，空气湿润，温度均衡，水草充沛，牛羊肥美。可想而知，这一带的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是多么优哉游哉了。加之没有汉民族那种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自在，敢爱敢恨。
　　所以，鲁迅先生1934年写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到：“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特地到长安去了一次。到那里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连天空都不像是唐朝的天空。”因此，绝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想象唐代的西域。汤因比先生不傻，选择唐代丝绸之路住下来，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
　　唐代的中土人，大气，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风流，那真是中国历史上极辉煌的日子。丝路畅通之际，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队羁旅所在；雪山脚下，凡挂酒旗的村舍，都会有驼铃清脆的音响。于是，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这一切的欢乐，一方面是那亮闪闪的波斯金币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充满开拓精神和冒险意识的旅人们，一种敢于挥霍生命的豪气。
　　人，需要这份豪气；国家，同样也需要这份豪气。
　　我想，汤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丝绸之路上，那些追赶着夕阳，往西方行进，沐浴着晨光，向东方而来，所有跋涉在雪山、咸湖、芨芨草、砂碛间的勇敢者的那种豪气。
　　那是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悲壮行旅，茫茫大漠中的行人影，千里戈壁里的蹀躞脚印，该留下多少乡关何处的惆怅、故土家园的相思啊！寂寞的驼铃，孤独的行者，陪伴着的只有那长长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谁知明天的途中，会不会满天尘暴，难逃干渴的困境，而于无望中无声无息地倒毙？会不会风沙裹胁，永远也到不了下一个驿站，成为一具无名干尸？然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不停地往沙漠深处走去，绝不会回头。
　　天高云白，万里沙尘，长河落日，羌笛声声，看着地平线渐渐淡逝的余晖，在寥廓苍茫中，会不令这位历史学家，对汉唐帝国这种拓展丝绸之路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吗？
　　我想，如果汤因比先生选择公元七世纪，来到天可汗统治下的西域，他也绝不会后悔的。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年）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年）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七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阿拉伯帝国）、天竺（南亚次大陆）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八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交流从来是相互的，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领导潮流的先进国家，就像现在某些同胞，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一样，彼时的外邦人，也有相信中国月亮比他们那里月亮更圆些的。在唐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曾是个极文明的社会，而欧洲的日耳曼、条顿、高卢诸民族，按辜鸿铭先生语，还在“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呢！这种人类发展过程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不平衡，正是历史的常态。
　　汉唐盛世，是一个以宽阔的胸怀向外开放的社会，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汤因比期许的盛唐时代，是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在与中西亚接触碰撞中，使其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得到进一步质的飞跃。因此，历史启示人们，只有秉持互通有无、互利互惠，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文明交流、彼此认同精神，各个国家和民族才能互利共赢、和谐相处，才能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间正道，是人类发展、繁荣、进步的光明之路。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平等交流方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